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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董”清风 山高水长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作者:史庭荣 日期:2017-08-24 浏览数:

  生活在清代中期的董邦达、董诰父子,论职务官阶可谓最高,论艺术成就可谓最大,论官德声誉可谓最佳,是富阳重量级的历史名人。

  董邦达为雍正十一年(1733年)进士,累官礼部尚书,卒赐文恪;董诰为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进士,累官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卒赐文恭。父子二人位列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前后长达70多年的仕途生涯中,为官清正廉洁,深得当朝和后世称道,事迹彪炳史册。

  董邦达一介布衣,靠自己的努力考中进士,而进入仕途后,亦以“博学精考核”的真才实学得到乾隆的赏识,被乾隆选拔到自己的文化团队,参与了清宫大型著录文献《石渠宝笈》《秘殿珠林》《西清古鉴》等的编纂。在工作中,董邦达忠于职守、办事干练,得到朝廷和同僚的充分肯定。

  董邦达一生淡泊名利。任翰林时,他租住了一户平民所住的房子,而其夫人钗荆裙布,躬操井臼,执馈厨下。董邦达公务完毕,则闭门授徒,其门生如纪晓岚、蔡兰圃、陈枫崖、李应元等,后来都成了一时人物。中年的时候,董邦达靠着积攒的薪金购置了几间普通的房子,退朝后即手不释卷,种花写字画画,淡泊自如。

  董邦达性格质朴,为人爽直,处事正派,做官不取分外之物。因此,其登朝三十七年,出入丹禁二十六年,自始至终得到朝廷的“恩施”褒奖。晚年病重时,乾隆帝“垂询再三”,而当听到董邦达病殁时,痛切哀悼,感叹他“立身行己、守官奉职”。

  董邦达弥留之际,说自己一生平庸,做得很不够,并叮嘱儿子董诰:“他日必毋作行述。”董邦达逝世后,董诰濡泪写述藏于家,遵父命不示以人。

  董诰幼承庭训,继承了父亲的政治品质和艺术才能,年轻时就崭露头角。他23岁中进士,直至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太子太傅,可谓屡担重任,位极人臣。但董诰无论在官在家,始终以“待人宜丰,自奉宜约”“当勤慎奉公,节俭守己”自勉。

  董诰生平遇人无贵贱,处事无大小,未尝不持之以敬,待人朴实谦和,不信口臧否,但正邪善恶,胸中黑白分明。他博闻强记,谙熟朝章故事,若有咨询,无不详解原委;指陈得失,洞见利弊,帏幄参赞,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处理公务事宜,他沉着仔细,克勤尽职,参与朝政凡四十年,屡次评议,均获褒奖。因此41岁便被钦命紫禁城骑马。

  乾隆晚年,和珅一手遮天,贪婪作福,倒行逆施。董诰虽与其同在军机,却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支柱其间,遇事多所纠正”,故嘉庆帝即位后,对其信任有加。在这样的背景下,嘉庆四年(1799年),董诰参与了扳倒和珅的行动。此后,董诰荣登文华殿大学士,成为嘉庆朝重要的辅臣之一,直至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病逝,被朝野称为“贤相”。

  董诰逝世时,嘉庆帝亲往祭奠,赐金治丧,作诗哀悼,有“世笃忠贞清节坚”及“只有文章传子侄,绝无货币置庄田”之句,嘉其父子历事三朝,未尝增置一亩之田、一椽之屋,并命刻碑立于其墓前,以示后人。

  富阳是董氏父子的故乡和万安之地,虽然“二董”所处的时代已过去了二百多年,然而为人立世,情同此理。董氏父子的才华学识、官德人品足为后世楷模,也是富阳人文精神的重要元素。“二董”留给后世的,不仅是一座艺术的富矿,也是一座道德的富矿、精神的富矿。尤其是他们在政务纷繁中始终慎勤尽职的精神,手握重权而廉洁自律的精神,为官一世两袖清风而心地坦然的胸襟,足为后世典范。“二董”清风,可谓山高水长。(史庭荣)

编辑: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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