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化民成俗：湖湘文化的榜样意识

　　电影《开国大典》中，毛泽东询问刚做了两年土改工作回京的毛岸英工作安排情况。当听说是岸英将直接进入政务院(这是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意见)时，毛泽东说：“这不好，年轻人不要浮在上面，还是要到基层去锻炼才有利于成长。”于是，毛岸英去参加“首钢”的创建。不久，朝鲜战争爆发，新婚才六个月的毛岸英，报名参加了志愿军，去了前线。

　　在这中间，有句广为人知的“名言”便是“谁教你是我毛泽东的儿子”。

　　做毛泽东的儿子看起来多么风光，可是，在毛泽东这里，却更多了一种责任、一种大局、一种风气。时隔数十年，我们经常听到的不再是这样一句话。相反，你看，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的儿子郑海榕对人说：“我是郑筱萸的儿子。”还有诸多类似“我爸是李刚”这样的雷人话语。

　　毛泽东为什么要反复说，谁叫你是我毛泽东的儿子?除了因为毛泽东的儿子就不能搞特殊化外，实际上就是开一个好的风气，遏制不好的“先例”，就是要昭示天下，领导人就要要做出榜样。用古代的话语来说就是要“化民成俗”。

　　“化民成俗”语出《礼记·学记》：

　　发虑宪，求善良，足以謏(xiao)闻，不足以动众。就贤体远，足以动众，不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

　　为政者在发布法律命令的时候，如果能够认真研究思考，广求品德高尚有悲悯忧思的人来辅佐自己，那么，是可以产生一定影响的；但是，不足以能够来激发全体民众的向善愿望。

　　为政者如果能够亲近贤德的君子，关爱贫贱出身的寒士，那么，就足够来激发起全体民众向善愿望的；但是，不足以教化全体民众。

　　为政者如果想教化全体民众并且形成好的社会风尚，那么，那就一定只有从教育入手了。

　　文化教育自古就不分，文教就是礼乐法度。“建社仓以备荒年，创书院以兴文教”，自古就是执政者的头等大事。一旦文教衰落，就会导致风俗靡靡。

　　文教与风俗息息相关。一个社会要形成一种廉政风尚，自然就离不开文教，离不开化民成俗。说到底，廉政文化的根柢就在于化民成俗。这就是我常说的，制度反腐，文化奠基。古人所称礼乐法度，其实就是文化与制度紧密相关。

　　孔子说：“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荀子也说：“故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 《荀子·富国》]

　　事先不教育，一犯错误就加以惩罚，不仅收不到战胜邪恶的效果，而且会导致为政混乱。因此，不教而诛是古代圣贤坚决反对的。在廉政建设与反腐败中，同样必须反对不教而诛。

　　因此，廉政教育是廉政建设的重要内涵，也是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教育能起到正人心养风俗的作用，这正是湖湘文化之所以能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廉官群体的奥秘所在。一方面，湖湘文化史上的廉官文化代表人物都强调通过教育来化民成俗，培育全社会清廉自持的风气，增强全社会对腐败的免疫力；另一方面，湖南廉官文化的代表人物还格外注重自身的榜样导向作用，希望用自己的行为去影响和引领时代与社会的风气，正所谓“行不言之教”。前者为言教，后者为身教，二者相结合，化民成俗，培育出湖湘文化的清廉土壤。

　　一、广开书院、重视教育

　　湖南历代都比较重视教育，远的不说，从北宋时开始，全国四大书院，湖南就占了两个，其中岳麓书院更是位居四大书院之首。近代以来不仅湖南书院的数量与日俱增，高居全国各省之冠，且随着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思想文化上也产生了相应的变革，书院教育的变化即是这种变革的一个重要侧面：不仅教学的内容从单纯学习中国传统经典转而兼重西方的格致之学，而且书院的学风也从单纯的修身养性、笺季训沽转而注重经世致用，书院以培养经国

　　济世的良才为主要目的。这些遍及全省几乎各个县、市的大小书院，为湖南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有用之才。

　　宋代，周敦颐在郴州任县令，首倡办学，写有《修学记》，没有学校，就在公斋里讲学；到邵州建学馆修学舍，亲自主持开学典礼，做开学讲话，有《释菜文》传世。明隆庆《永州府志》载:“里中人言学，永道间多亲炙其教，在永州培养了一大批学有所成的儒生。”

　　周敦颐大办教育，促进了永州及湖南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他又能始终不断学习、品德修养高，他的精神鼓舞着湖湘人不断地进取，奋发学习。以古时永州的教育现象为例。仅道光《永州府志》记载的中举人士就达38人之多。据《湖南通志》载，从唐初到光绪九年的1300多年的科举考试中，永州考取的进士人数名列湖南前茅。湖南考取进士2305人，永州487人占21.3%，状元11人，永州3人，另有5人是榜眼或探花。在历代考试中，永州举子曾二十届囊括全省进士名额。南宋绍兴四年，一届就考取进士10名。宋朝时期，湖南进士966人，永州为385人，占3975%;宋代湖南进士出身的名人104人，永、道两州占25人，仅次于长沙名列为二。

　　与永州相类似，湖南的衡阳特别是以南岳衡山为中心出现了一个千年书院传统，堪称一大文化奇观。

　　唐代名相李泌、宋代胡安国父子、名儒朱熹、张栻等均曾在此讲学，名震一时。

　　南岳半山亭不远处的邺侯书院，是李泌之子李繁为纪念其父而修建，藏书颇丰，它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书院。宋代的清献书院、文定书院、南轩书院以及明代的甘泉书院、白沙书院、集贤书院等都名动一时。清献书院是衡山县令赵清献所建，文定书院是后人纪念著名理学家、湖湘学派一代宗师胡安国而建，胡氏父子讲学南岳，领袖一时。南轩书院则是宋代大儒张栻留下来的。修建于南岳集贤峰下的集贤书院则是纪念韩愈、赵清献、朱熹等多位文人名士所建。书院林立的南岳，为湖南的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奠定了湖湘文化重教育、爱读书的精神传统。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后，他和他手下的一批士子多次在南岳捐资重修或兴建书院，他在《重修胡文定公书院记》中写道：“天下之书院，楚为盛，楚之书院，衡为盛，以肃岳故也。”

　　南岳的书院传统还辐射到了以南岳为中心的周边地区，特别是衡阳一带。

　　始建于唐元和五年(810年)的石鼓书院，就是衡州名士李宽在石鼓山寻真观旁结庐读书的地方，到宋至道三年(997年)，邑人李士真拓展其院，作为衡州学者讲学之所，景祐二年(1035年)，朝廷赐额石鼓书院，成为与岳麓书院等齐名的全国著名书院之一。书院屡经扩建，韩愈、周敦颐、朱熹、张栻、范成大、辛弃疾、文天祥、徐霞客、王夫之等人先后接踵而来，或讲学授徒，或赋诗作记，或题壁刻碑，或寻幽览胜，蔚为壮观。

　　离石鼓书院不远还有一座著名书院――船山书院，这是清末最著名的书院。光绪四年(1878年)在兵部尚书、湘军水师大将彭玉麟的支持下，衡阳知县张宪和于回雁峰下的王衙坪王氏宗祠创建船山书院，旨在祭祀王夫之(船山先生)、学习、研究船山学说，传播船山思想。光绪八年，曾国荃将其兄曾国藩主持刊刻印刷并家藏的《船山遗书》332卷珍本捐给书院。光绪十一年改迁东洲岛，并由彭玉麟亲聘国学大师王闿运任山长，主持书院达20年。从此，船山书院名望日显，“海内传经问学者足踵相接”，“岳麓、城南、渌江书院学子纷纷南下”，一时有“学在船山”之称。后来著名书画家曾熙主讲于此。船山书院培养了大量有真才实学的人。“湖南省艺术名家”、教育界前辈、政界俊杰皆出此门，旷代奇才杨度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

　　晚清的历史上更是兀自挺立起一支“生死相救、共赴国难”的学习型组织――湘军。湘军公认的统帅曾国藩，对湘军教育的重视尤其是思想教育的重视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他不仅要求各级湘军将帅亲自给士后讲课，他本人每逢三八操演也都要登台讲学，所讲的内容就是四书五经、程朱理学，目的是要形成“朝出鏖兵，暮归讲道”的局面。

　　除了以湘军中开展教育之外，曾国藩还首创了“军人办学”的格局。

　　军人办学，这是历史上所罕见的。从咸丰末年起，他们大批恢复重建在战争中毁坏的书院，兴办义学。1865年上表中央，将兴办学校上升为国策。湘军将帅纷纷捐资助学，同情声援。如胡林翼，在家乡益阳建箴言书院，胡死后，曾国藩、李续宜继续资助。彭玉麟建船山书院，曾国荃得知后，捐出其兄刊刻家藏的《船山遗书》，并资助了不少银子，嘉惠来学。左宗棠则建有尊经书院等30余所、义学320余所。罗泽南则修复衡阳石鼓书院，建义学。骆秉章建求忠书院。李元度则爽溪书院、应宝时建上海龙门书院等等。为湖南培养了大批人才，并形成了湖南社会人人向上的风气。

　　与曾国藩同时的其他湘军将帅在教育问题上也丝毫不含糊。如郭嵩焘对教育的重视也可见一斑，他从出使英法的所见所闻中悟出：“英国富强之一出于学问”；“西洋专以教养人才为急务，安得不日盛一日?”“西洋政教、制造无一不出于学。中国召收虚浮不根之子弟，习为诗文无实之言，高者顽犷，下者倾邪，番取天下之人才败坏灭裂之，而学校遂至不堪闻问”。1878年11月，他在致友人沈葆祯书中，对于“设学馆、求为征实致用之学”更有心急如焚的呼吁:“体察天下大势，与西洋交涉已成终右不易之局。彼方一切取成于学，逼处环伺，以相洁难，而我贸贸焉无以应之，实亦吾辈之大耻。……办理洋务四十年，知者绝少，无他，不学故也。此实今时之要务，而未可一日视为缓图者也。”[郭嵩焘：《致沈幼丹制军》，《陶风楼藏名贤手札》]

　　有学问于胸，了解国际形势，心中就有底气，不至于盲目地畏惧，就能洞察洋人的心思。他指出，“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樱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郭嵩焘日记》咸丰十一年七月二十日]他一一指出当时的中国人面对洋人时的“怕”、“诈”、“蛮”、“蠢”，实际上就是缺乏实在的学问之故。因此，在1859年，他第一个向朝廷写奏折，建议学习外语。

　　刘长佑出掌两广期间，当时广西历经战乱，文化教育比较落后，有人曾概括为“文教不立，人才朴陋”。刘长佑恢复发展教育，首先提倡恢复礼。他看到桂林文庙祭礼废弛，专门从湖南醴陵请来教习予以恢复。由于战乱频繁，广西境内考棚被毁，当局者亦无暇举办乡试科考，多次科考均被取消。刘长佑命人重修考棚，着手补行乡试。考虑到广西镇安府(治今广西德保)的贫穷学子若赶赴南宁科考，路途遥远，资费短绌，极为不便，他便在镇安建立考棚，以方便考生就近赶考。举办科考需大量经费，他看到广西财政困难，便带头捐款。在科举考试中，刘长佑严格考场纪律，严禁徇私舞弊。

　　刘长佑还重视学校教育。在省城桂林，原来只有秀峰、宣城两座书院。在此基础上，刘长佑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在城北的叠彩山麓，集资建造了桂山书院，亲自撰写书院大门的对联“桂林无杂木，山水有知音”，并聘请广西名流郑献甫、王拯讲授孝廉，所有月课的试卷，他都亲自批阅。桂山书院的设立，对广西教育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为广西培养了大批人才。后来康有为到桂林讲学，就是以桂山书院为讲坛，宣扬维新思想。

　　杨昌浚尤其注意发展地方教育，奖掖后学。在闽浙为官时，他召集州县教谕及专管令长议订私办公奖学管制，强制里有蒙馆，乡有经馆，县有书院。他还修复了陆清献(稼祥)祠以旌表清风亮节，恢复紫阳书院(朱熹讲学地)以培植高级人才。他曾经还在杭州万松岭的敷文书院门口题对联一副：“人只此人，不入圣，便作狂，中间难站脚；学须就学，昨既过，今又待，何日始回头。”以一个学者的口吻，对学子们循循善诱。杨昌浚先后修复杨龟山祠，刊行李二曲《惺惺录》、《慎思录》。有时或参讲学院，集训学子，力倡敦本崇实的学风，痛祛浮躁骄惰的恶习，推重文治。

　　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则很重视在精神方面强化文教。他了解到山西“商业日盛”而“文教日衰”，书院并无刊刻官书，现有书籍“伪误不堪”，认为“若不及时振兴文教，刊刻成书，则以后晋之为晋，更难望臻上理也。”为此，曾国荃奏请设立书局刊刻官书，续修《山西通志》，“以读书为训俗之本，习儒为抑末之方”，[《设立书局疏》]饬令属吏大兴学校、广培书院、勤于化导。同时，曾国荃还饬令官长苦口劝导、士绅戒奢崇简，以厚民风。他对山西经商风气盛行因而妇女轻闲颇不以为然，认为“妇女不可以安坐无事，非但民生丰啬之所关，并且民俗纯漓之所系”，应劝导发展女红、养殖蚕桑、编织筐席等。[《阳曲县李令禀遵饬覆教养士习民生各事由》]他还告诫地方官，“政莫善于养民”，[《柳城县曲令到任情形禀批》]“今之所谓养民者，不过抚而绥之，以不取为予，以不扰为安，使民得以自遂其养，便是善政”[《代理归化城蒙古民事候补府王守禀遵札办教养事宜并陈地方情形由》]，而“州县及民之政，分之不啻万端，约之不外‘教’、‘养’二事。”[《合浦县杨令禀批》]反对不教而诛。

　　在山西巡抚任上，他在批复地方官的呈文中，不惜花费很多的笔墨耐心地开导他们：昔贤云：“变民风易，变士风难；变士风易，变仕风难。”欲变士风，先须仕宦兹土者以身作则而后可；欲变民风，则非官场苦口劝导，士绅戒奢崇俭，则其风不能及民也。明知言之易而行之难，然吾辈既一日在官，不可不深明斯义耳。[ 《阳曲县李令禀遵饬陈教养士习民各事由》，57页]

　　在两江总督任上，曾国荃“兼用黄老术，务清静化民”。还仿照德国规制，设立武备总学堂，分建两所：一为讲实学，教授格致勾股、测地绘图、建筑营垒炮台、施放水雷枪炮、行军、传音、电学、光学、气球各项根底之学；一为讲操练，选员到堂学习泰西行军布阵、分合攻守、枪炮水雷各新法。并拟将金陵同文馆与水雷学堂合并，“于翻译、水雷无所不学。”[《筹议海防折》，《清末海军史料》上，海洋出版社，1982，第45页]

　　民国时期，湖南的书院和新学教育一样，持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以岳麓书院为核心的书院教育造就了大批有志有识的湖南人才，如宋教仁1895年入漳江书院就读，黄兴、陈天华都曾是岳麓书院学生。

　　当时湖南的官绅都热心教育，如湖南巡抚赵尔巽就积极开办各类实业学堂，发展职业教育。特别是他不顾湖南守旧势力的阻挠，毅然把宽敞幽静的岳麓书院改为高等学堂，从而使湖南的新式教育得以稳步发展。巡抚端方在短短几个月的任职期间，兴办初等小学80余所，使湖南小

　　学教育迅速发展。在这期间，湖南绅士捐资新办的风气十分浓厚，如衡阳的王之春和桂阳的陈兆璇，二人合捐银万两，为减轻学校经费困难，发展湖南教育助了一臂之力。第二是及时实行奖励政策。最突出的例子是1903年初湖南抚院发布谕令，决定对长沙人杨毓麟、许翔、李群，龙阳人刘棣蔚、李致梁，邵阳人蔡锷，宁乡人周家树，湘乡人周宏业，湘阴人范锐以及刘谦等10名优秀自费留日学生给以一年官费的奖励。这一措施，对发展湖南教育，鼓励青年学生出国留学无疑起了促进作用。

　　湖南的军事教育比较发达，早在1897年，当时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就设立武备学堂，后改设为湖南陆军小学堂，培养了唐生智、陶峙岳、陈欲新、贺耀祖等一大批军事人才。进入民国以来，战争连年不断。湖南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历次国内战争中都是重要战场；在抗日战争中又是“大后方”的前沿。因此，湖南的军事地位非常重要。出于加强军事力量的考虑，民国以来的各个时期，湖南都创办了军事学校。湖南的军事教育在清末兴起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如民国初年，谭延阎为了培训湘军初级军官，于1917年5月在原湖南陆军小学校的基础上创办了湖南陆军讲武堂。讲武堂的学生中有很多人后来成为国共两党的高级将领。如彭德怀、黄公略、张子清、王劲修、周希洪、龙辑五、唐生明以及张辉瓒等都在湖南讲武堂毕业或肄业。到1926年冬，在湖南讲武堂旧址上，又开始筹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又称黄埔军校长沙分校)。湖南军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促进了革命战争或民族战争的发展。这些军校为国共两党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这也是湖南军事人才辈出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移风易俗、引领风气

　　对风气的重视是湖湘文化化民成俗的一个标志性特征。

　　本书前几章提到的周敦颐，就是湖南人重视社会风气最早的典型之一。此后如王夫之、魏源等人，都有首开风气之功。

　　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还主张设立谏官，加强舆论监督。他在《读通鉴论》中说：“纳谏之道亦不易矣。君无爵以劝之，则言者不进；以爵赏劝之，言者抑不择而进。故纳谏难也。抑有道于此，士之有见于道，而恩于匡君者，非以言求爵赏也，期于行而已矣。故明君行士之言，即所以报士，而爵赏不与焉。”在《读通鉴论》中又说：“谏之有官，自汉设谏议大夫始。”“选忠直知治者，任谏职以上，而主意昭宣，风尚端直”。

　　通过设立谏官，引领廉洁端直的风尚，这是王夫之高于同时代人之处。

　　到湘军时期，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将帅对风气的重视到了前无古人的地步。

　　曾国藩就是一个高度重视社会风气的人。他晚年，身边有一个核心幕僚赵烈文这样总结道：

　　老师历年辛苦，与贼斗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斗者不啻十之六七。

　　他认为，曾国藩辛辛苦苦大半辈子，真正花在与太平军作斗争的精力不过三四成，绝大部分精力花在与世俗文法斗，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斗。这话概括得很确切。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社会上弥漫着一股普遍向钱看的风气，正是基于曾国藩对时局和社会风气的忧心，他在初出办团练，便宣布“不要钱，不怕死”，为时人所称许。他说，自己感到才能不大，不足以谋划大事，只有以“不要钱，不怕死”六个字时时警醒自己，见以鬼神，无愧于君父，借此来号召乡土豪杰人才。

　　在曾国藩看来，官员的身与心事关风气的好坏。作为一个躬身入局的人，首先要自己做得

　　正，才能引导一种好的社会风气。曾国藩说：

　　风正与躁，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

　　故为人上者，专注修养，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

　　若夫风气无常，随人事而变迁。有一二人好学，则数辈皆思力追先哲。有一二人好仁，则数辈皆思康济斯民……不过数年，必有体用兼备之才，彬蔚而四出，泉涌而云兴。

　　“风俗移人”，“凡人才皆随风气而转移，虽贤者不能自拔于风尚之外”。再能干的人才也逃

　　不过风气的左右，或多或少会受到一个社会或一个单位的风气的影响。一个社会、一个单位，风气好不好，完全取决于领导者一己的行动与用心。领导的一举一动，一句话一次沉默，都会被下属看在眼里，效仿之，久之便形成一种风气。在任何一个社会，官员的作用十分重要。在某种意义上说,其品行高下、能力强弱，一举一动，都关系到普通百姓的生活和社会的运行。所以，诸葛亮也曾说：“屋漏在下，止之在上。”就是说，下边的流弊应该在上边杜绝。曾国藩坚信，作为一个领导者首先要端正自己的行为，就要知道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对社会产生影响，或者好的，或者是坏的，必须谨慎。

　　身为领导，应当有一种培育风气的担当。正如山西平遥古县衙大堂有一幅长联所说的那样：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

　　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

　　道出的或许正是这个事实。曾国藩还指出：

　　凡天之生斯人也，上智者不常，下愚者亦不常。扰扰万众，大率皆中材耳。中材者，导之东则东，导之西则西；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由一二人以达于通都，渐流渐广，而成风俗。风之为物，控之若无有，䲡之若易靡；及其既成，发大木，拔大屋，一动而万里应，穷天人之力，而莫之能御。

　　因此，湘军每战一地，曾国藩都要设忠义局、建昭忠祠，以“慰忠魂而维风化，劝臣节而正人心，维风教而励人心”。他是把这一场战争当作一场“卫道战争”来打的，以应对洪秀全的“民族战争”。所以他响亮地提出了“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的理念，以此培育一种好的社会风气。

　　现代学者钱基博先生曾对曾国藩作过精辟的概括:游心如老庄之虚境，治身如禹墨之勤生， 齐民如管商之严整，而持之以不自是之心。虚心实做，庶几乎道矣。就是说，曾国藩的修心一如老庄，虚心虑人；治身一如大禹墨子，勤勤恳恳；治民如管仲商鞅，严肃整齐；关键是他持有“不自是”的心，踏实做事，合乎大道。

　　在曾国藩的带动下，胡林翼、罗泽南、左宗棠等人均以“移风易俗”为己任。

　　如郭嵩焘认为，“国家大计，必先立其本”，“本者何?纪纲法度，人心风俗是也。无其本而言富强，只益其侵耗而已”。[郭嵩焘《致李傅相》]

　　自湘军成立之初，湖南的社会风气与各省风气并没有两样，但自1853年湘军出，到1860年，短短的几年时间，湖南风气为之一变。曾国藩在给朋友的信中高兴地写道，“吾湖南近日风气蒸蒸日上。凡在行间，人人讲求将略，讲求品行，并讲求学术。”

　　从此以后，马王堆，堆不下，湘军的传说与神话；走马楼，走不完，湖南的千军与万马。

　　学风，是人心风俗的重要体现。湖南人从陶澍、魏源开始，到曾国藩、左宗棠、罗泽南、刘蓉、郭嵩焘等，无不着力于培养经世学风，去除学习功利性，区分读书与科考，造就了实事求是的湖湘学风。

　　曾国藩多次在家信中对弟弟们强调，科考，“得不足喜，失不足忧，总以发愤读书为主”。科考不考史学，但曾国藩强调“史宜日日看，不可间断”。读书的目的绝不只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他认为，“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沗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至于“科名者，食禄之阶也，亦须计吾所业，将来不至尸位素餐，而后得科名而无愧。”科名只不过是尽孝的工具，“承堂上之欢”。“不在科名之有无”，“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若诗文不好，此小事，不足计；即好极，亦不值一提。”

　　左宗棠也认为，“读书当为经世之学，科考特进身之阶耳。”在做幕僚之前的青年时代，是左宗棠读书的黄金时期，他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理学、农学、荒政、盐政、漕政的研求上。

　　罗泽南亦与曾国藩、左宗棠看法出奇一致，他“不居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曾国华，李续宾、李续宜兄弟、蒋益澧、刘腾鸿等等，都从学于罗泽南，受其影响颇深。

　　刘蓉则将学风与风俗紧密联系起来，他说，“学术坏而人心风俗随之”，因此，他提出，治学应当匡世济民，经世济用。

　　因而，历史上的湖南人都高度重视立言兴教，目的就是培养一种良好的经世学风。

　　后来，在分析曾国藩的历史观点和历史实践时，毛泽东提出了“大本大源”的命题。他说: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现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毛泽东认为成功的秘诀就在于他会抓人心、抓学术, 掌握大本大源。曾国藩也曾说，“使得大本大源，则必有定向，而不致摇摇无着”。青年毛泽东主张本源治世，圣贤豪杰办事与曾氏的观点一脉相承。毛泽东还说:“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 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 天下之心皆动，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张昆弟、罗章龙等13人在长沙成立新民学会，确定学会宗旨就是“砥砺品行，革新学术，改良人心风俗。”

　　随着时代的发展，舆论工具开始发达，早在清末维新变法时期，湖南维新志士在培养维新人才的同时，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舆论宣传。除梁启超在时务学堂的教学与鼓动外，他们还在长沙先后创办了一些宣传维新的报刊，主要有《湘学报》和《湘报》。《湘学报》创刊于1897年4月，是湖南最早宣传维新变法的阵地。主笔唐才常及梁启超等人宣传维新变化的文章经常见于报端。他们主张在中国“开通政学”，发展资本主义，实行君主立宪，影响之大，竟使“一时学者风气得以转移”。《湘报》创刊于1898年3月，比《湘学报》影响更大，它以“开风气、拓见闻”为宗旨，议论深刻，言辞激烈。梁启超、唐才常、谭嗣同、杨昌济等人在文章中大胆揭露清朝政府“上权过重，民气不伸”、“国势亦因之而弱”。有的文章还公开鼓吹在中国设议院，建立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湘报》的宣传，争取了大批湖南知识分子向维新靠拢，为变法运动的开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催生了湖南人讲求革新变法的风气。

　　接下来，毛泽东等人在湖南组织革命团体时，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办报、宣传工作做得有声有色，为湖南革命风气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上述措施，在培养湖南清廉风尚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为无论是在教育、还是风俗等方面下大力气，其结果必然是人心正。人心一正，所产生的腐败免疫力就是长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