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现代以毛泽东为首的革命领袖廉政群体

　　千百年来，天地英灵之气，贯于湖南，到了20世纪再度喷发，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一个清廉为民的领袖群体：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蔡和森、邓中夏、何叔衡、徐特立、谢觉哉、李维汉、李富春、贺龙、彭德怀、罗荣桓、谭震林、向警予、蔡畅等无产阶级革命群体以及以唐生智、宋希濂等为代表的国民党爱国将领。

　　这一方面与湖南的地理位置有关。从1912—1949年这几十年间，湖南始终处于革命的重要位置。如在北伐战争时期，广东成为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湖南既是广东的大后方，又是北伐的前沿阵地和主战场；在国民革命时期，湖南又紧挨着国民政府所在地——武汉，成为革命中心。如宁汉对立时期，紧挨武汉的长沙革命志士受到武汉革命形势的影响，参加了以武汉地区为中心的声势浩大的讨蒋运动。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湖南又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和农民起义。1927年秋到1928年底，中国共产党还在全国各地先后发动了100多次武装起义。其中在湖南发生的影响比较的就有：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贺龙、周逸群等领导的洪湖、湘鄂西起义，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领导的平江起义。这些起义的农民军大部分成为以后的红军和解放军主力，并涌现出一大批的革命将领。如工农红军第四军就是由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和湖南农军组成。

　　在第一次工运高潮中，涌现了邓中夏、刘少奇、郭亮、李立三等工运领袖。在湖南农村大革命中成长了夏明翰、柳直荀、罗学瓒、潘心源等农运领袖，在武装起义和长期的军事斗争中造就了彭德怀、贺龙、罗荣桓、肖劲光、栗裕、谭政、许光达、杨得志、王震、肖克等将帅，在长期的党政军事斗争中选拔了毛泽东、蔡和森、任弼时、何叔衡、李维汉、李富春、蔡畅、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王首道等治党治国元勋。

　　在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所授军衔中，10位元帅中有3位湖南人，即彭德怀、贺龙、罗荣桓；10位大将中有6位湖南人，他们是粟裕、陈赓、肖劲光、黄克诚、谭政、许光达；1965年以前授衔的57名上将有湖南人19名，177名中将有湖南人45名，居全国省际之冠。中央军委1989年、1922年两次正式确定的中国当代革命军事家36人，其中湖南人15位:他们是毛泽东、彭德怀、贺龙、罗荣桓、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许光达、段德昌、曾中生、蔡申熙、左权、黄公略。

　　被誉为培养国民将领摇篮的黄埔军校，1至5期的师生被列为国共两党名将的总数为313人，其中湘籍名将达81人，占25.87%。国民党阵营内有宋希濂、邓文仪、刘戡、李文、李默庵、张镇、郑洞国、贺衷赛、袁朴、黄杰、文强、廖耀湘等爱国将领。这些国民党湘籍将领，虽然他们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站在反人民革命战争的一方，但是他们在抗日战争中却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精神，为保家卫国，他们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而更为可贵的是，这一领袖群体或爱国将领群体都展示出了爱国爱民的人格风范和廉洁为官的高贵品质，成为湖湘廉官文化的典范。

　　1、毛泽东：粪土当年万户侯

　　毛泽东的清廉俭朴是著之青史、深入民心的。他的俭朴，我们只要看一看他留下的遗物就一目了然。而他最大的特色是反对特权。作为共和国的开国领袖，被十亿人民当作神一样崇拜的人物，一生都在反对特权。毛泽东也从不讲特殊，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国家最穷困的那些日子里，他的女儿李敏、李讷都与全国人民一样，吃不饱肚子。如果说有特权，那么，他能享受到的“特权”是喜欢吃红烧肉的毛泽东，每月能吃上一到三次；到了毛泽东的晚年，因为他身体方面的原因，他无法不“特殊”了。当时各个方面的机构和人员，为了保证毛泽东晚年的生活质量，为毛泽东成立了一些特殊服务的“秘密小组”，各自展现自己的“身手”，也算是特殊年代里的一道特殊记忆。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服膺曾国藩，追求大本大源，培养出他“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慨和志在天下的胸怀。金钱在他看来只不过是屑小之物。后来他自己说，我这人一生从不摸钱!

　　投身革命以后，毛泽东确实做到不摸钱。1945年前他没有手表，在重庆谈判时郭沫若送给他一只表，他一直用到1969年。后来就借表戴。

　　有人说，作为最高领袖，他用不着花钱，衣食住行都有公家管。其实这是误会。在革命年代里，毛泽东倡导并奉行的是官兵平等。革命胜利后，有了工资，但他的衣食住行国家从不负担，全靠他的工资负担。然而，他却多次主动自降工资。毛泽东作为最高领袖，原定的是国家一级，每月610元；三年困难时期，他自降为404·8元。江青的工资是每月243元。这样加起来才600多一点。他的开支则包括党费10元月；租房及家具84元；孩子学费，15元-30元人；江青姐姐生活费30元；取暖费30元；伙食费100元；抽烟100元；还要买书。算起来所剩无几。据毛泽东的管家吴连登说，江青没钱时，只好将白色衣服染成灰色；过段时间再染成黑色。

　　毛泽东没钱吗?据介绍，他的选集、诗集、语录的稿费有一个多亿人民币，但是他生前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少稿费。据载，毛泽东的存款就是他的稿费，约124万元，其余没有一分存款。但这些稿费他自己没用过一分钱。

　　毛泽东不摸钱，也希望各级干部也不爱钱，否则人头落地的事情就难免发生。

　　在红军中带头实行官兵一致。

　　瑞金时期，身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个儿又高饭量又大，但他的粮食定量只及普通战士的3/4。长征道上过草地时，辣椒是个宝。警卫员设法为酷爱吃辣子的毛泽东多领了20个红辣椒，被毛泽东严令其如数退回。警卫员不以为然，毛泽东严肃指出:“我们是红军，作为领袖怎么能搞特殊?”警卫员没法，只好照办。新中国诞生后，功高盖世的毛泽东，虽已进入人生暮年，但他依然廉洁如故，艰苦奋斗依旧。

　　抗美援朝爆发，毛泽东带头送子参军。不幸老年丧子。女儿上学，不准用公车接送。礼品一律交公。对亲友从不徇私。警卫人员在外面多吃多占，毛泽东用私款退赔，并就此对警卫人员开展整风，一整就是半月。正因为毛泽东本人十分注意清正廉洁，为全党树立了表率，所以，在他当政时期，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年代，党风军风政风，都十分纯正和清廉，受到中国人民的称赞。

　　毛泽东同志曾经把处理亲情问题的办法归结为“三原则”：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

　　2、刘少奇：艰苦朴素不是丑事

　　刘少奇，湖南宁乡人。他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祖辈世代都是农民，曾祖父、祖父、父母、兄长，都是勤劳节俭、老实厚道的农民，刘少奇从小受到这种农民之家的勤俭、朴实之风的陶冶，以后又在漫长革命生涯中受到锻炼，虽然参加革命后，刘少奇长期从事工人运动领导工作。可他却依然是一介农民本色，身居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后，依然保持着这种本色，堪称艰苦朴素的典范。

　　1922年9月，安源工人大罢工时，他这个堂堂的工人运动领袖，每月只有15元薪水，有时穷得连买烟的钱都没有，把烟屁股捡拢来，剥开卷起再抽。那时，他有一件蓝布长衫算是上等“礼服”，外出时穿上，回来马上换上平日穿的老农式大青布便服。扣子还是布的。冬天穿得更寒碜，一件长得拖地的老式旧大衣，袖子很宽，像唱戏的旧“龙袍”。戴的是一顶灰黄色的礼帽，旁边还有一个洞。冬天有一条黑围巾，平时舍不得用。皮鞋也很破旧，后跟底磨去了半边。穿的一双土布袜子，袜底没有了，光有袜筒。

　　此后，刘少奇养成了一向穿戴朴素简单的习惯。在王光美捐赠给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的文物中，有一部分是刘少奇生前穿过的衣服。这些衣服大部分都已经磨破了袖口和领子，或者洗得褪去了原来的颜色。

　　革命胜利后，刘少奇的穿着有所改善，可是艰苦朴素的传统在他身上却一直保留着。他有一条咖啡底夹有素花的毛围巾，自从进城以后，年年冬天都用它，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他常戴的一顶草帽，用了多年，变成了黄色，还长了许多褐色的斑点，边上的线也断了。1958年秋天下乡时，工作人员想给他换新的，却被他拒绝了。当工人和农民们看到自己的领袖戴着一顶旧草帽，穿着一身朴素的布衣服时，感动地说：“刘委员长是艰苦朴素的模范，真是我们人民的好领袖!”

　　王光美回忆说，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刘少奇身居高位，但他对自己、对孩子要求都十分严格，在吃穿用上注意节省，从不浪费。

　　平常在家，刘少奇最爱穿布衣布鞋。他的衣服、袜子穿破了，都要王光美给补一补。一件衬衣常常穿到无法再补了才肯换新的。有的手帕磨出了洞也不让工作人员扔掉。洗脸毛巾中间破了，他就让人从中间剪断，把边上的两头接起来再用。

　　据刘少奇身边工作人员吴振英、石国瑞的回忆，刘少奇生前没有几件像样的衣服，在家常穿一件深黑色或深灰色外衣。他有一套礼服，穿了一二十年，接见外宾或出席重要会议时穿一下，回来就脱下叠起来，还风趣地说：“这是工作服嘛，工作完了，就脱下来嘛。”一件大衣，也穿了10多年。工作人员考虑他是国家重要领导人，见他的衣服太旧了，准备给他添置一件新的，但他坚决不同意。有件衬衣刘少奇穿了好几年，袖口和领子都磨破了，同志们建议他买件新的，他却说：“换上个领子，补一下袖口，还可以穿嘛，丢掉可惜了!”同志们只好听从他的意见。

　　刘少奇常说，人在生活方面要知足，现在生活比大革命和战争年代不知好了多少倍。 1963年4月，刘少奇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即将出访印度尼西亚、缅甸、越南、柬埔寨四国。外交部礼宾司通知，请“刘少奇和王光美同志做出国服装”。秘书报告他后，刘少奇说：“有穿的就不要再做了，出国不一定非得穿新衣服。”工作人员将此话转告礼宾司后，司长俞沛文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来到刘少奇家，要求看看刘少奇的衣服是否能行。当他们打开衣柜把刘少奇和王光美的衣服一件件认真检查了一遍后，感慨地说：“这些衣服都不行，作为国家主席和主席夫人出国访问要按照外交部的规定办。另外，这四国的气候也不一样，有热带，也有亚热带，现有的这些衣服不适合那里的季节，而且都是穿过多年的旧衣服。”并强调“王光美同志作为国家主席夫人出访更应注意服饰”。俞沛文说明情况后，刘少奇虽然勉强同意做些薄衣服，但还是有自己的看法，说：“我们有我们的国情嘛，不要完全同人家比，简朴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不是丑事。”

　　作为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到外地视察，从来不游山玩水。他家中人口多，花费大，可他从来不向国家伸手。1991年3月11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到刘少奇同志故居参观，他仔细地听讲解员讲解，深为刘少奇艰苦朴素、深入群众的精神所感动，口中赞叹不已。他参观后亲笔题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要加强共产党员的修养。”

　　3、 “伪装朴素”的彭德怀

　　彭德怀，湖南湘潭人。他出身穷苦，一生坎坷。他幼年读过两年书，因家贫辍学务农，下煤窑做工；15岁时参加饥民闹粜，被官府通缉，逃到洞庭湖当堤工。后来参加湘军，又考入湖南陆军讲武堂，参加过北伐。在大革命失败时期加入中共，领导了著名的平江起义，组建起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抗战中是八路军副总指挥，建国后，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庐山会议中被免职。文革中遭到残酷迫害，1971年含冤去世，1978年平反昭雪。

　　彭德怀的艰苦朴素和清廉为民是举世皆知的。可以概括为“三不”：不畏权贵；不留后代；不要财产。

　　八届八中全会决议中指出彭德怀“伪装朴素”。彭帅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不得不为自己进行辩白，他说，这本来不值一提。“其实我也同其他同志一样生活，也没有什么特别朴素。但在中国革命长期斗争中，我没有故意浪费一文钱，这也是事实。从平江起义到解放战争结束，我全家十余口人，流浪乞讨，全无任何顾及。”事实正如他所说，他从任连长到平江暴动，8年中将积存的7万大洋(每月工资6000元)，全部作了暴动费用和红军军费。革命几十年间，他每年平均寄回家中的钱不到200元。他从不搞特殊化，和士兵们一起有盐同咸，无盐同淡；“战士吃啥我吃啥”。

　　4、“一代皇兄是农人”的胡耀邦

　　胡耀邦，湖南浏阳人。1933年参加中共，经历过长征，抗战时任中央军委总政组织部部长，解放战争任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解放后，毛泽东钦点的团中央书记；1977年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中组部部长，1980年被选为政治局常委、总书记，1981年选为中共中央主席，1982年选为总书记，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1989年4月15日在北京病逝。

　　胡耀邦的一生始终秉持个人事小，全局堪忧的大担当精神。担任最高领导人期间，坚持提倡政令公开，反对神秘化。

　　在国内出差考察，胡耀邦轻车简从，提倡艰苦朴素。反对特权，律己甚严。1985年，他带领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到内蒙古视察，途中，他坚持不乘小轿车，而是和大家挤在同一辆面包车里。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胡耀邦一家就居住在北京东城区富强胡同的团中央宿舍。1984年，为了警卫工作的方便，他才搬到了中南海附近的一条胡同里。胡耀邦在富强胡同的老房子里一住就是29年，这套房子只在1976年修过一次，大门的漆早已斑驳，也未重新进行油漆。期间，身边的工作人员提出让他配置些家具或调换房屋，都被他拒绝了。胡耀邦搬入的新家也是所旧房子，只是简单地做了些室内装修。由于胡耀邦不同意全面整修，房屋如果有破损，大家还得趁他出差时才能进行维修。

　　1982年，胡耀邦在担任总书记后不久便召开家庭会议，郑重地对家人说：谁要是利用我的招牌和地位在外面做错事，谁就自己负责任，我是不会出面讲情的。

　　生活上，他自奉俭朴，两袖清风。他没有多少业余爱好，基本上不看戏，看电影也只看一些科教片，偶尔逛逛商店，了解市场情况。根本不会用钱，工资和家用都由勤务员打理，自己基本上不花钱。有一次从街上回来买了一包米花糖，他还对人说这是芝麻糖。胡耀邦最大的业余爱好是打桥牌，和邓小平打，和聂卫平打，输了脸上贴纸条，钻桌子。

　　1989年4月20日，就在胡耀邦逝世的第五天，有一位记者来到他家，走进他的卧室，被屋内的情景惊呆了：卧室的面积约15平方米，临窗的写字台上，放有3部电话机、一个普通的铁制台历、一副老花镜和十几支铅笔，他生前所用的茶杯竟是一只空的装咖啡用的玻璃瓶。

　　记者掀开床单，硬木板，床上铺的褥子打着补丁。再掀开枕巾，枕头是用一件破旧的白色针织背心缝制的，里面填装的是一些旧布。

　　床头柜上放着的一只用了十几年的青瓷座台灯，破裂的灯口处包了一层厚厚的胶布。

　　胡耀邦住院时换下的最后一套衣服也摆放在卧室里：一套洗得已经褪了色的灰色中山装、一件衣领已经发黄的衬衫、一双白色线袜、另外的两件针织背心，一件留有汗迹，另一件破了十几个小洞。

　　衣架上的一套蓝色隐条纹西装就是胡耀邦生前最好的一套衣服，他只有会见外宾和开会、外出时才穿。

　　对自己的亲友，胡耀邦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不许亲友进京找他办私事，更不许亲友打着他的招牌办私事。

　　1974年，胡耀邦的小儿子胡德华给母亲写信，希望父母为妹妹上学托人找个门路。不久，胡德华便收到了父亲的来信，信中说：如果你相信这种没落的东西会永远存在下去，你就不但不配做一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甚至连一名资产阶级进化主义者都不如。胡德华看完信后，再也没有提出过要求，直到1976年，胡耀邦的小女儿才在所在工厂的极力推荐下入了学。

　　1977年，胡耀邦的小儿子大学毕业了。他征得父亲同意，决定到外地工作，他认为，只有这样才便于身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的父亲开展工作。许多年来，亲戚朋友们都想让胡耀邦将小儿子调回北京。可是一直到了1986年底，小儿子才转业回到父母身边。

　　1960年末，他的家乡浏阳县文家市公社金星大队想买一台发电机，但当地买不到。大队支部书记龚光繁就托胡耀邦的哥哥胡耀福和堂弟胡用简到北京，请胡耀邦帮忙。党支部让他们带上家乡的土产竹笋和芋头，以表达家乡人民的一点心意。

　　胡耀邦认为，大队为生产和生活买台发电机是好事，答应设法为他们购买。但对于胡耀福二人用公款作路费和带来土特产，却很不满意。他特地给党支部写了封长信，郑重地提出了批评，信中写道：

　　“不久前，我曾经给公社党委详细地写了一封信，请求公社和你们一定要坚决劝止我哥哥、姐姐和一切亲属来我这里，因为，第一，要妨碍生产和工作；第二，要浪费路费；第三，我也负担不起。但是，你们却没有帮我这么办。这件事我不高兴。我再次请求你们，今后一定不允许他们来。

　　“这次他们来的路费，听说又是大队出的，这更不对。我们怎么可以用公共积累给某些干部和社员出外做路费呢?这是违反中央政策的啊!

　　“送来的冬笋和芋头，这又是社员用劳力生产出来的东西。特别是现在的困难时期，大家要拿来顶粮食，你们送给我也做得不对。但是已经送来了，退回去，又不方便，只好按你们那里的价格，退回二十四元，交用简带回，请偿还生产这些东西的社员。”

　　5、革命骆驼任弼时

　　任弼时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胡耀邦曾说过：现在我们党内找不出一个对弼时同志人品上有意见的。任弼时堪称共产党人的明镜，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明镜。

　　任弼时1904年4月30日生于湖南湘阴县一个乡村教师家庭。1924年，任弼时从苏联学习归来，担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委员和代理中央书记。

　　作为中共最早的留苏“海归派”，又长期身居高位，任弼时却与来自农村的发妻陈琮英不离不弃。任弼时的婚姻是父亲任振声包办的，但他诚恳地对妻子说：“琮英，这包办婚姻给了我最大的幸福。”

　　1928年秋，任弼时在安徽省南陵县第一次被捕入狱时，陈琮英买不到火车票，情急之下，毅然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苏明爬上一辆货运火车赶到长沙，与党组织一起成功地救出了任弼时。任弼时出狱后得知，女儿因在去长沙的途中受冻，不幸患肺炎夭折。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长征开始后，陈琮英随任弼时踏上长征之路。过草地前，陈琮英又生了个女儿。

　　1941年7月任弼时担任党中央秘书长，与周恩来一同操劳，指挥抗日战争的日常工作，成了延安中央最忙的人。全国解放时，任弼时的健康严重恶化，中央决定送他去苏联治疗。为了给国家省钱，任弼时没有让陈琮英陪同前往。

　　在任弼时30年的革命生涯中，从不以权谋私。他以“三怕”著称：一怕工作少，二怕用钱多，三怕麻烦人。任弼时在延安中共中央秘书长任上，从人事安排到谁吃大灶、中灶、小灶都要管，由于处理问题周到，待同志和蔼可亲，被称为“党内的老妈妈”。任弼时深知群众疾苦，尽可能紧缩开支，减轻地方政府负担，中央纵队用的信封多是用旧报纸糊的，起草电文常常用废旧印刷品的背面。有一次，工作人员看到任弼时炕上铺的单子破得不像样子，打算给他换个新的。任弼时说：“不要，不要，你给别的同志要点东西吧!”

　　任弼时自己不讲特殊，也不准自己的子女讲特殊。西柏坡时期，一次任远远和姐姐远志在练自行车时，发现车上油漆脱了。小远远突发奇想，学着大人的样子，撕了张纸，写了张领条，跑到行政科批了个字条，然后把纸条交给父亲的警卫员去领了一块布，让姐姐做成车衣。任弼时知道后很不高兴，严肃地批评了姐弟俩。远远于是把布退了回去。

　　1949年中央机关进城后，任弼时先住在香山，因离城较远，工作不便，便搬到景山东街居住。但这里离马路太近，环境嘈杂，不利于重病在身的任弼时养病。工作人员考虑到他的病情，找到一所环境幽雅的小院子。谁知他坚决不同意换房：“这不行，那房子已经住着一个机关的工作人员，怎能为了照顾我一家而让他们搬走呢。”就这样，他一直住在景山东街，直到去世。

　　任弼时同志对事业和工作恪守着“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的准则，长期抱病工作，“过度劳累”使病情突然“加重”，1950年10月2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46岁。

　　叶剑英同志非常中肯和准确地评价说：“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

　　“骆驼精神”有着丰富的内涵，一是坚信沙漠的尽头必然是绿洲，任弼时同志的一生理想信仰坚定，对党对人民始终忠诚不渝，虽历经磨难，却从不动摇；二是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躬行不怠，任弼时同志就是这样一只为了民族的未来带领党和人民走向绿洲、走向希望、任劳任怨、负重前行的“骆驼”。

　　6、国民政府中的湖湘廉官群体

　　如果抛开任何政治意识形态，我们就会发现，在国民政府的腐败治理中，也产生了一批“出淤泥而不染”湖湘廉官廉将。虽然蒋介石说过，国民党内“尤以高级将领，凡军长以上者，几乎多是贪污”，蒋介石组建有48个军，有16个军长是湖南人；兵团司令中有18个是湖南人。如刘戡、廖耀湘、宋希濂、李文、陈明仁、阙汉骞、郑洞国、程潜、唐生智、陶畤岳、黄杰等。这些湖南人中，真正被指认为贪腐的几乎为零。相反，被公认为清廉的却很多。

　　程潜，湖南醴陵人。其人性格坚毅，办事认真，城府很深，不苟言笑，不善交际，律己清廉，勤于职守，刚正不阿，世人以儒将视之；他一生坎坷曲折，充满传奇色彩，是一位反封建的著名爱国民主斗士。毛泽东与程潜是同乡故交，林伯渠曾担任程潜第六军的党代表，彭德怀曾经是程潜部军官，左权、陈赓等也曾经是程潜湘军所属学生队的学员，因此建国后程潜担任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唯一的国民党籍副主席。

　　陈明仁，湖南醴陵人。陈明仁家有田二百多亩，在当地属于富裕地主家庭。宽裕的家庭条件使他们能接受好的教育。他先后在老家创办了5所小学，对穷苦孩子一律免收学费；筹设施药局，聘医生为农民看病，穷人免费。1947年，因守四平时用美援粮食做工事，被素有嫌隙的陈诚告了御状，他受到蒋介石“撤职查办”，回到家乡后，他决定将田产捐献给地方，只给妻子儿女留下一部分。起义后，他将房子和车子全都交了公。

　　廖耀湘，湖南邵阳人。廖氏秉性骨梗，不谙世故，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酒食征逐，更是外行，既不逢迎上级，朋友之间，更少周旋，家中宴客六菜一汤，入席时每人斟酒一坏，不斟第二杯，惟一嗜好，就是训练，每逢军队驻定，即亲率连、排、班长，从事实战演习，亲身示范，乐此不疲。与人说话，喜直呼姓名。

　　郑洞国，湖南石门人。他是抗日名将，也是国民党内相对清廉的，即便是共产党也都承认。作为国军高级将领，郑洞国对于政府之腐败一清二楚，深恶痛绝，这促使了他后来起义。

　　陶峙岳，湖南宁乡人，著名爱国将领、是国民党第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后来起义，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阙汉骞，湖南宁远人。这是一位称得上军事奇才的儒将，为人心地坦荡，性情直率。1930年至1934年，他参加对井冈山的封锁围剿，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烧、杀、平、毁”政策，使革命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抗战期间，先是喋血淞沪，尔后又征战南北。此人一生没有别的爱好，唯有书法，他也是民国时期著名的书法家。他自述：“我一生在功名中行，而功名对我实如浮云过日，无足重轻。只有书法，则实为我第二生命。又有十四师，是我的第二家庭。”他正是凭籍着对书法的爱好，“以镇定于万变之中，从容于疆场之上，而置生死于度外”。

　　宋希濂，湖南双峰人。1932年一二八上海事变发生后，他主动请缨，率部开赴淞沪前线，支持十九路军抗战，以战功晋升为第八十七师副师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参加了八一三淞沪抗战。上海失陷后，又率部参加了南京保卫战。1938年任第七十一军军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率远征军在滇西缅北抗击日军，征战三年，歼灭日军3个师团，完全打通了中印公路，取得了滇西北反击战的彻底胜利。1946年获得国民政府颁发的青天白日勋章和美国政府赠予的自由勋章，被称为“鹰犬将军”。成为战俘之后，周恩来对他和湖南老乡陈赓有一个比较，说他和陈赓一洋一土。宋希濂的洋派头与他的家庭出身有关，他属于富裕农民家庭。但宋希濂不是一个贪财之人。

　　唐生智，湖南永州人。唐生智家是当地望族，其父曾任湖南省盐务署署长、湖南省政府实业司司长等职；其人胆大敢为，有狭义心，怜贫恤孤，不是一个贪财之人。任国民革命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唐生智，当1937年11月上海沦于日军之手时，他主动请缨坚守南京，并临危受命，担任别人都不愿意干的南京卫戍司令长官，表示“誓与南京共存亡”，率15万人顽强抗战。南京沦陷后，他辞官回老家办学，培养抗日人才，坚定地维护统一战线，支持共产党的活动。内战中，唐生智积极谋划湖南和平解放，后加入中共。病逝后中共对他爱国爱民的一生作了盖棺论定。

　　总之，两千多年的湖湘文化史上出现如此显著的廉官群像，这在中国文化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作为中国文化地理版图中的一部分，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这么一个奇特的现象?为什么有如此多的湖南人能进入廉官之列?这是值得我们湖湘后人反复思考的一个现象。

　　他们是不必贪吗?非也!绝大部分湖湘人物都来自湖南山区，历史上，湖南经济发展长期落后的状态，使得湖南人的生活水平大多处在低水平甚至贫寒的境地，即便是少部分生活在经济相对较好的湘江沿岸城市，也基本上达不到小康生活水平。而且自古以来，湖南的商业发展也无不如其他省份，特别是产生不了如徽商、晋商那样的人才群体氛围，商业上的落后也使得湖南人大多把做官当作谋食的主要渠道之一。一如曾国藩所说，“科名者，食禄之阶也。”在这种经济状态下，湖南形成了最为典型的耕读文化，甚至，半耕半读成为湖南家庭千年不变的祖传风气。耕也好，读也好，其实只不过是谋食的两大途径罢了。就人的自私心和物质基础来说，他们似乎都有贪的必要。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但在湖南人这里，这句话不灵了。

　　是他们不能贪吗?非也!在古代、近代中国家天下的专制制度和非制度化的惩贪肃腐中，官员贪腐的机会很多。如近代，和李鸿章同时代的湖南人有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刘坤一等，同样都是封疆大吏，同样都位高权重，同样都无人监督，但与李鸿章的贪财相反，那一时代的湖湖人物却恰恰表现得格外清廉。现代，功勋卓著、影响巨大的湖湘人物更多，如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贺龙、任弼时、胡耀邦等，在那样一个特殊时期，不存在不能贪，可是，他们的清俭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

　　是他们不敢贪吗?只要稍稍了解近现代历史的人都不难发现，湖湘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的性格，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敢与天斗、与地斗，只要他们认定了的事，没有什么不敢做的。湖南人的霸蛮性格，使得他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性格十分明显。然而，他们唯独在贪腐上表现出“不敢”的集体共性。

　　上述其中的原因归根到底就是湖南人在贪腐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强大的免疫力，也就是不愿贪的湖湘廉政文化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的作用下，湖湘文化史上不同历史时期都呈现出了许多个廉官群体。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在湖南这块土地上造就了这一种具有强大免疫力的独特廉政文化?这种免疫力的深刻内涵是什么?归结起来，就是出污泥不染的自洁品质、先忧后乐的天下情怀、吊民伐罪的無畏品格、清俭自持的廉潔风尚、化民成俗的榜样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