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先忧后乐：湖湘文化的天下情怀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中国的官场开始演变成一种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退的局面。从历史视野和世界视野来看，这都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在中国古代，仕途沉浮起落几乎是常态，真正一帆风顺、官运亨通的只是少数，官员几上几下，时进时退的现象十分普遍，如宋代的范仲淹，死后被谥号“文正”的人物，一生仕途是四起四落；民国到现代，无论是数起数落的蒋介石，还是三上三下的邓小平，他们的一生也都历尽波折，他们都没有以此为耻为辱，相反，到成就了他们传奇的一生，成为一种财富。在国外，如美国、以色列等，从总统或总理的位置上退下来的领导人，他们可以继续受聘做部长，压根儿没有想到自己的级别降低了，面子上挂不住。但是，在如今的中国官场，有一种观念极为普遍，那就是我没有犯错误，就不能动我，更不能降级降职，甚至是平调，从所谓“重要岗位”平调到相对不重要岗位上去，都被看成是耻辱，不能接受。时间一久，便滋生出一种顽固的等级政治，以至于官员的职务后面经常出现带括弧的怪现象。某某，副处长，括弧：享受正处级待遇，或者主持工作。这样一种政治文化、官场文化，已经极大地扭曲了人们的心态，其弊端难以想像。

　　这种等级政治不除，必将阻碍廉政文化的发展。

　　从很大程度上讲，廉政文化的根柢不在廉政，而在于政治文化。何谓政治文化?就是一个

　　民族、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如今大多数官员、大部分民众都过分在意职务的高低、级别的上下，这样一种普遍情感，就是造成腐败的廉政文化土壤。

　　因为政治文化本身与家庭生活、社会生活、道德生活和伦理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政治文化弥散在现代人的社会文化之中。政治文化影响着政治体系中每个政治角色的行动，即社会成员对自己角色规范的认知、感情和评价，对他人角色行为的期待和预期。同时，由现存的政治结构所造成的机会和压力也影响着那种政治文化。当人们边学习边行动并通过行动来学习时，文化和结构、态度和行为之间就不断发生相互作用。态度类型影响政治生活的正在进行中的活动，构成这次活动的基础，同时，也被这次活动所影响。

　　等级政治是构成官本位观念的基础。官本位是在国家社会生活中为社会成员所普遍认可的一种价值取向，它以权力作为谋求社会利益资源的基本手段和衡量人的价值实现程度的基本尺度，因而，在人们看来，有官有权就有了一切。等级政治导致的必然是臣民心态，而是公民心态，在臣民心态的驱使下，人们心里只能盼望着清官，而清官意识又是与法治精神背道而驰的。所以，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在腐败面前都没有丝毫的灵魂不安；所以当腐败官员被曝光以后，人们都只会惊异于其贪婪的程度或者细节，更加滋生起人们对权力的崇拜与艳羡，这种普遍的权力崇拜又会加剧社会腐败的蔓延。

　　廉政文化，本质上就是一种政治文化。

　　湖湘历史上产生过大批杰出的历史人物，尤其是在近代以来，湖湘人物不仅做出了令人钦佩的贡献，而且留下了令人景仰的品格风范，影响甚至左右着社会历史的进程，以至于有人惊叹：“半部中国近代史，都是由湘人写就的”。而翻开这部历史，人们不难发现，湖湘历史人物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清廉精神以及伴随着这种精神而产生的人格光辉。

　　一部湖湘文化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廉政文化史。如果说湖湘文化就如洞庭湖那样博大深阔的话，那么，湖湘文化的清廉精神就好比洞庭湖边的岳阳楼，是一座矗立起湖湘清廉的丰碑，我们姑且称之为“岳阳楼精神”。

　　1、岳阳楼精神的缘起

　　岳阳楼精神的缘起，几乎与永州周敦颐标示的“莲图腾”同时。一南一北，构筑起湖湘廉政文化的两个互相补充、互相辉映的精神图腾。

　　无独有偶，岳阳楼这一精神图腾的产生和“莲图腾”的产生一样，也是因为一篇短文，全文只有368字，它就是《岳阳楼记》：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

　　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岳阳楼的前身，是三国时吴国都督鲁肃的阅兵台。唐玄宗开元四年，中书令张说谪守岳阳，在阅兵台旧址建了一座楼阁，取名岳阳楼。此后，李白、杜甫、白居易、张孝祥、陆游等著名诗人都曾在这里留下脍炙人口的诗作。到北宋庆历四年，即公元1044年的春天，滕子京被贬谪到岳州巴陵郡做知府，已经有了数百年的历史。

　　滕子京(991-1047)，名宗谅，宋河南府(今洛阳)人，与范仲淹同为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初于泰州协助范仲淹主持筑捍海堰，后由泰州军事推官召试学士院，累官殿中丞。后迁左司谏，先后做过信州知州、江宁府通判，湖州知州等官。庆历二年，到径州抵御西夏，任环庆路都部署。由范仲淹所荐，担任天章阁待制，不久到庆州任职。庆历三年，受人弹幼，因“径州过用公款案”，贬官凤翔府，继贬貌州。第二年又贬知岳州，三年后徙苏州。庆历七年(1047)病逝于苏州，享年56岁。

　　岳阳楼，就是滕子京在担任岳州知州的时候重修的。

　　有人说，滕子京到岳阳做官，重修岳阳楼，是典型的政绩工程，是用来掩饰他腐败的。

　　其实，滕子京的为人，《宋史·滕宗谅传》有记载:“宗谅尚气，调悦自任，好施与。及卒，家无馀财。”

　　滕子京之所以贬谪到岳阳，其实是一个冤案。

　　庆历二年，滕子京任径州(今甘肃径州)知州。九月，西夏大举攻宋，径原(今甘肃镇原)副都部署葛怀敏、知政戎军曹英等人，会合各路兵马迎敌。结果，在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一战，葛怀敏、曹英等十六名将领战死，宋军伤亡惨重。滕子京看到城中兵少，便召募几千农民当兵守城。恰逢范仲淹率领蕃汉兵来支援，天气阴沉，人心紧张，士气低落。为了振奋民心，鼓舞士气，滕子京“大设牛酒迎犒士卒，又籍定川战没者于佛寺祭酥之，厚抚其擎，使各得其所，于是边民稍安”[《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五]。滕子京用牛肉和酒来犒劳边防将士，抚恤阵亡将士的家属，是为了安定边防，保卫边疆，这期间他动用了十六万贯公款。第二年，御史梁坚、御史中承王拱辰等先后弹劾滕子京滥用公款，“其间数万贯不明”。

　　过去的财务制度可能不如现在，什么事都有发票作凭据，滕子京在危急之际，动用公款安定人心，有些钱数对不上帐，并不能说明他贪污。之所以被人抓住把柄，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政治斗争的一种常态。

　　也就是说，弹劾他的人只是拿他下手作个引子，其目的是针对他的靠山。他的靠山是谁呢?当时的参知政事(副宰相)范仲淹。范仲淹既是他的好友，又是他的上司，多次提拔他，二人有着共同的政治理念，合作很密切。

　　滕子京被弹劾，范仲淹自然心知肚明。尽管事后查明，真正用来犒劳士兵的只有三千贯，其他都用来招兵买马了。但反对派仍然纠缠不放。范仲淹激愤不已地说，朝廷看不到边防将士的辛苦和功劳，一任有人在这些小问题上捕风捉影，加以陷害，这必让将士寒心，边防不稳。他力保滕宗谅无大过，如有事甘愿同受处分。尽管范仲淹极力抗辩，也无济于事，结果还是被贬。可以说，这是保守势力与改革势力的一次较量的缩影。类似的较量不断出现，甚至朝中还有人诬陷范仲淹、富弼助石介谋乱，范、富的安抚使之职也因此被罢免。

　　滕子京庆历四年就任岳州知州，第二年着手收集编辑有关岳阳楼的题咏，并开始筹措重修岳阳楼的经费，第三年春才真正动工重修岳阳楼。

　　司马光《涑水纪闻》记载了滕子京重修岳阳楼的经费来源：“滕宗谅知岳州，修岳阳楼，不用省库钱，不敛于民，但榜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献以助官，官为督之。民负债者争献之，所得近万缗……楼成，极雄丽，所费甚广。”

　　岳阳楼落成以后，滕子京在岳阳楼上填了一首《临江仙》:

　　湖水连天天连水，秋来分外澄清。

　　君山自是小蓬瀛。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帝子有灵能鼓瑟，凄然依旧伤情。微闻兰芷动芳馨。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南宋诗人王十朋写《南津》一诗以赞:“雄文谁继范文正，妙曲亦无滕子京。”这里所说的“妙曲”，就是指的这首《临江仙》。

　　《岳阳楼记》的作者范仲淹，生于公元898年，死于公元1052年。字希文，吴县人，吴县就是今天的苏州。他出身贫苦，两岁时死了父亲。青年时借在住一座寺庙里读书，常常吃不饱饭，仍然坚持昼夜苦读，五年间未曾脱衣睡觉。中进士以后多次向皇帝上书，提出许多革除弊政的建议，遭到保守势力的打击一再贬官。后来负责西北边防，防御西夏入侵很有成绩。一度调回朝廷担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的职务，可是在保守势力的攻击与排挤下，于宋仁宗庆历五年又被迫离开中央，到邓州担任知州。

　　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九月应滕子京之请，范仲淹在邓州任上写出了这篇传颂千古的《岳阳楼记》。滕子京57岁去世，范仲淹为其写墓志铭。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都认为范仲淹并没有到过岳阳，全凭他的想像的雄才书成此篇。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并考证认为范仲淹跟岳阳是有因缘的。

　　明隆庆《岳州府志》、清代安乡县志和澄州府志中的“范仲淹传”均记载范仲淹曾经在湖南生活过一段时间。“范仲淹，苏州人，幼孤，从其母归朱軏，令安乡，仲淹随之。”“宋，范仲淹，苏州人，幼孤，从其母归朱軏，軏宰安乡也，仲淹随之。稍长，筑室鹤江北读书马，今曰“书台”。朱軏携范仲淹母子来安乡赴任，无论是从陆路还是水路，必从岳州人湘。

　　南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澧州军事推官任友龙写的《文正公读书堂记》(一作《范文正溪东书院记》:

　　范文正公读书堂，乃湖右常平使者兼遭守料院董(名“与几”)侯所建也。初，文正公少孤且贫，从其母归朱氏。朱宰遭之安乡，公侍母偕来，尝读书于老氏之室曰“兴国观”者，寒署不倦，学成而仕，为时名卿。

　　欧阳修撰《范文公正神道碑铭》亦说：公生二岁而孤。母夫人贫无依，再适长山朱氏。既长，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学舍，扫一室，昼夜讲颂。其起居饮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

　　南都，一般都认为是河南商丘，但其实，未必是实指，湖南安乡在三国时“隶南郡”，也就是隶属荆州江陵府。隋朝也以荆州江陵府为南郡。

　　由于是幼年随母下堂，这在当时对一个名人来说，是不体面的事，故范仲淹从未提及。但后来他在诗中写道:“迴思洞庭湖，无限胜长沙。”“岳阳楼上月，清赏浩无边”。“迴思”即回思，是回想追思之意。他来湖南生活的时间比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早了30来年。

　　后来，范仲淹之子范纯仁于哲宗元祐八年(1093)正月将女儿嫁给毛长发，并用范仲淹购置于临湘(今属湖南岳阳市)的一所庄田陪嫁，范纯仁写的《付约》，亦全文保存在《谱》中。

　　如果没有年少时在湖南生活的经历，他怎么会在岳阳置下庄田?

　　因此，基本上可以肯定，范仲淹与湖湘文化有着相当程度上的关联。他的性格固然与家庭背景有关，也与他生活过的湖湘风物有关。

　　范仲淹2岁时父亲去世，29岁的母亲贫无所依，抱着他改嫁朱家，来到山东淄州(今山东邹平县)。他也改姓朱，名朱说。他少年时在附近的庙里借宿读书，每晚煮粥一小锅，次日用刀划为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一点咸韭菜为食。这就是成语“断齑划粥”的来历。这样苦读3年，直到附近的书已都被他搜读得再无可读。但他的两个异父兄长却不好好读书，花钱如水。一次他稍劝几句，对方反唇相讥“连你花的钱都是我们朱家的，有什么资格说话。”他才知道自己的身世，心灵大受刺激，感知世态之炎凉。他发誓期以十年恢复范姓，自立门户。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23岁的范仲淹开始外出游学，来到当时一所大书院应天书院(今河南商丘县)，昼夜苦读。一次真宗皇帝巡幸这里，同学们都争先出去观瞻圣容，他却仍闭门读书，别人怪之，他说：“日后再见，也不晚!”可知其志之大，其心之静。有富家子弟送他美食，他竟一口不吃，任其发霉。人家怪罪，他谢曰“我已安于喝粥的清苦，一旦吃了美味怕日后再吃不得苦。”

　　他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中进士，在殿试时终于见到了真宗皇帝，并赴御宴。他不久调去安徽广德亳县做官，立即把母亲接来赡养，并正式恢复范姓。这时离他发愤复姓用了5年。

　　欧阳修在回忆范仲淹时说：“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戏、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

　　这种忧患意识和担当精神，正吻合自屈原以降的湖湘性格精神，这点我们在后面会细加分析。

　　湖南的经历和少年的遭遇，促进了范仲淹政治理念的形成。范仲淹是把他的政治理念化作了一篇《岳阳楼记》。

　　2、先忧后乐：岳阳楼精神的高度概括

　　宋代以德贤著称的王辟之在他的《泥水燕谈录》一书中说:“庆历中，滕子京滴守巴陵，治最为天下第一。政成，重修岳阳楼，属范文正公为记，词极清丽。苏子美(舜钦)书石，邵竦篆额，亦皆一时精笔。世谓之‘四绝’云。”

　　如今，九百多年过去了，时光冲洗掉了苏子美的书法和邵竦的石刻，也冲洗掉了滕子京当年重修岳阳楼的旧模样，唯独作为“四绝”之一的《岳阳楼记》不仅没有随之淡化而磨灭，反而随着时光的前进而更加充满生命的活力，更加熠熠生辉，在人们的心灵中闪耀着越来越明亮的光芒。

　　千百年来，中国知识界流传一句话：不读《出师表》不知何为忠；不读《陈情表》，不知何为孝。那么，我们不妨狗尾续貂一句：不读《岳阳楼记》，不知何为忧乐。

　　《岳阳楼记》的流传不朽、历久弥新，最根本的原因是它崇高的思想和精神境界。《岳阳楼记》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仅是范仲淹一生行为的准则，还是他用以来勉励朋友，鼓舞后世的号角，更是后世湖湘子弟、中华儿女赖以“自识旨归”的精神信条和行为准则。

　　范仲淹对湖湘乃到中华政治文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一个“忧”字上，进一步言，就是“先忧后乐”。先忧后乐，高度概括了岳阳楼精神的全部内涵。

　　细味《岳阳楼记》，短短几百字，范仲淹写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处世思想和处世态度。一是 “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二是“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一忧一喜，境况判然。范仲淹并非是反对忧，但他认为前者之忧，境界太低；范仲淹也并非强调“乐”，但是后者之乐，境界开阔。因此，在他看来，忧和乐，是辩证的。

　　一种是“以物喜”，“以己悲”，是以个人得失为中心的；一种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以天下忧乐为前提的。前者正是作者所要大力批判和否定的。

　　换言之，忧和乐，是人生所不可回避的。但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忧，什么时候乐；忧什么，乐什么?

　　这样，“先忧后乐”的思想就彰显出来了。

　　一个“先”字，要求从政者不应黏滞于一时一事的政治得失，而应具有见微知著、由近及远的洞察力和预见能力，审慎深思国家的发展态势，谋划出具有前瞻性的发展方略；一个“后”字，则要求为官者要有为民谋福祉的强烈愿望，并致力于取得成功，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幸福安乐，有“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的高尚情怀。

　　尤其是从政为官者的悲喜不应受客观环境和人事的影响，也不因个人得失而变化。当高居庙堂之上的时候，就为人民而忧虑，惟恐人民有饥寒；当退居江湖之间远离政治的时候，就为领导而忧虑，惟恐领导有险失。进退，是个人的事；宠辱，是一时的事。而忧乐，是天下大事，长远之计。

　　当然，很多人特别在作官的都信奉一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因此，进退皆忧，在他们看来，不现实，也大可不必。这样一种事不关己的态度，也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

　　孟子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已成为封建时代许多士大夫的信条。这句话，说穿了，可能很难听。我发达了，才考虑兼济天下，我落魄了，只好自顾自身、明哲保身了。反正都是以我为先。孟子并不是这个意思。孟子的意思是，进，则要为天下谋；退，则要修养自己。但是，孟子以“穷达”来定义，难免造成这种的误读，也误导了不少读书人和官员。范仲淹写《岳阳楼记》的时候正贬官在外，“处江湖之远”，本来可以采取独善其身的态度，落得清闲快乐。一可是他不肯这样，仍然以天下为己任，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话来勉励自己和朋友，这是最难能可贵的。无论进退都在以天下为虑，那么什么时候才能快乐呢?他们必定这样回答：在天下人还没有感到忧虑的时候就忧虑在先，在天下人都已快乐之后享乐在后。

　　政府公务员是社会的精英，也就是古代所称的“君子”，自应不以物喜而喜，不以己悲而悲，应把“君”之忧乐、“民”之忧乐、“国家”之忧乐作为“己”之忧乐，“忧以天下，乐以天下”，天下太平则“君子而后乐此”。

　　忧乐自古以来便是一种群体感情的共鸣。从《诗经》开始，绵延至今。如《小雅·正月》：正月繁霜，我心忧伤；民之讹言，亦孔之将。念我独兮，忧心京京；忧心茕茕，念我无禄；民之无辜，并其臣仆；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小雅·节南山》：忧心如酲，谁秉国成，不自为政，卒劳百姓。《小雅·十月之交》：四方有羡，我独居忧。民莫不逸，我独不敢休。天命不彻，我不敢效我友自逸。《小雅·菁菁者莪》：既见君子，我心则喜；既见君子，乐且有仪。

　　接下来，孔子、孟子都对这种忧患意识提到了哲学的高度。孔子的忧患意识非常明显，在《论语》中，他提出，“君子忧道不忧贫”，“不患无位，而患德之不修也；不忧其贱，而忧道之不笃也。”他秉持一种积极的态度，把忧患意识提到了一种责任意识、超前意识的高度，是对政治现实的忧患。孟子更明确指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易经·系辞传》十分明确地点出：作《易》者，其有忧患乎?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

　　可见，哲学经典的《易经》，就是忧患意识的产物。八卦也好，六十四卦也罢，都是致力于帮助人们在社会生活和自然环境中更有效地认识客观规律，帮助人们排忧解难的。

　　这种忧患意识到了屈原那里，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司马迁在《史记》中明确指出，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

　　可见，《离骚》，正是忧君之产物，是忧患意识的经典之作。它绝不是个人一己的进退得失而产生的忧虑，而是对国君不明大政，不识大体，不辨忠奸，不容方正而将导致国运日倾无力回天的大忧患。是故，屈原才发出“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叹息，这一叹息，绝不是牢骚之情，而是将忧君化为忧民的忧患意识的表现。

　　《岳阳楼记》中的忧乐，直接承传了《离骚》，既是人生命运跌宕起伏辩证意义上的忧乐，也是政治生态中进退有道宠辱不惊的爱民保民的忧乐。

　　以忧为主，以乐为次。忧起着主导的作用，时刻牢记“乐不忘忧”这一根本原则，否则就会陷入“乐极生悲”。

　　以忧为先，以乐为后。忧起着引领的作用，不管是忧也好，乐也罢，它都不是指个人感官或感情上的愉快不愉快，也不是指普遍人一己之忧乐，而是对国家命运、民族兴衰、百姓安乐的关怀。《岳阳楼记》倡导的是“与民偕乐”的大快乐，是一种深沉的爱国主义忧患意识。

　　这种忧患意识，是以天下为怀抱的。若为天下，或“喜”(乐)或“悲”(忧)都是应该肯定的。

　　《岳阳楼记》中说：“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进一步点出了岳阳楼在湖湘文化地理乃至中国文化地理上的独特性。

　　二千三百年前，被群小的谗言所伤，楚王把他撤职，并放逐到玩湘一带。行吟于沅湘、汩水，常与湖南的渔夫为伴，接近了底层百姓，更进一步了解了楚国政治的黑暗，更深刻地认识到楚国的前景可悲。因此，他发愤以抒情，把满腔的悲愤熔铸成25篇诗歌，大部分写于洞庭、汩罗。抒发了他热厂地国、热爱人民、憎恶腐朽的楚国贵族统治者的炽烈感情，最后他看到救国无望，便投泪罗江而殉国。

　　汉代的贾谊，从京都来到长沙，担任长沙王太傅，从皇帝身边的近臣变成蛮地的孤臣，其忧闷可知。当他在前往长沙的途中得知屈原大夫的事迹之后，当即绕道汩罗祭拜这位同道前辈，表达了忧国忧民的愿望。

　　唐开元四年(716)曾任玄宗中书令、封燕国公的张说，被贬官岳州。张说在岳阳城西门临湖修建了南楼，就是后来的岳阳楼，张说常与文人，登楼吟咏，一时成为风气。唐代来到湖南的贬官达到高潮，政治家柳宗元、刘禹锡、元结等一批人物先后流放贬谪湖湘，不仅为湖南带来了先进的思想文化，还留下了他们以国事为忧、以民生为忧那种宝贵的人格风范。

　　唐代李白、杜甫两位诗人都在晚年流浪至湖南，先后在岳阳楼洞庭湖边吟唱。特别是“穷年忧黎元”的诗圣杜甫，在流寓湖南期间，留下约一百首左右的诗，后来竟卒于湘江的孤舟之中，被安葬在岳阳市境内的平江县小田村，也是在汩罗江边。小小的汩罗江，竟然一水瘗双圣(屈原、杜甫)!李白于759年遇赦后来到岳阳，留下24首诗(据詹瑛《李白诗文系年》)。除张说、李白、杜甫外，还有赵冬曦、张九龄、王昌龄、贾至、刘长卿、张渭、顾况、张志和、韩愈、刘禹锡、白居易、元慎、马戴等当时名士在岳阳楼上留下诗文。真可谓“不到潇湘岂有诗”!

　　明成化年间岳州知府李镜，面对岳州水灾灾民唱道:“ 先忧范相遗文在，载读宁无愧此身!”可见《岳阳楼记》已对人们的思想、行为产生了导向的作用。

　　岳阳的吴敏树，为清代中期的湖南名士，他与左宗棠是同榜举人，与曾国藩交谊很深。曾国藩几次邀他当幕僚，他都谢绝了。后来曾国藩请他出任当时人们们垂涎欲滴的两广盐运使，只须任职三年，正当收人至少都有白银十万两。但他笑绝道“我们吴家人不当盐贩子!”后终生不仕。

　　先忧后乐，几乎成了文人骚客吟唱不断的千年主题，也成了岳阳楼的主旋律，在湖南人意识中积淀成一种浓郁的人文精神，深刻地影响着湖南的政坛和文坛，对人们的言行、思想产生导向、规范的积极作用。

　　3、我今不乐思岳阳：湖湘文化的独特传统

　　《岳阳楼记》已经成为湖湘文化乃至中国文化中一分独特的精神遗产。

　　“先忧后乐”的岳阳楼精神，千载以来流传不朽，形成一条越来越清晰的承传脉络。苏东坡称赞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虽圣人复起，不易斯言。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欤。”宋代状元王十朋则写诗称：“先忧后乐范文正，此志此言高孟轲。”余秋雨登岳阳楼，发出过一声感叹：“游历一次，便是一次修身养性。”

　　“我今不乐思岳阳”，湖南人对岳阳楼精神的传承丝毫没有因历史的变迁而冷落，相反，它如一棵千年古槐，经岁月的沧桑，愈显其旺盛的生命力。湖湘文化的历次高潮、发展，都显现出岳阳楼精神的标杆。

　　它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湖南人对岳阳楼精神的认同与潜移默化。

　　清代著名书法家、永州的何绍基登岳阳楼，写下“希文忧乐意，怀抱继前贤”；晚清的曾国藩则写了一幅有名的“八字联”作为座右铭：取人为善与人为善；忧以终身乐以终身；中国法学先驱、国学大师，湘乡陈尔锡登岳阳楼则写下“眼前忧乐还吾辈，天下安危视此楼”，准确而生动地道出了湖南人对“岳阳楼精神”的高度认同。毛泽东两登此楼，他曾对蔡和森说：这先忧后乐的思想，较之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提法，境界更高了。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将“先忧后乐”列作为共产党人的修养准则。胡耀邦则将“先忧后乐”列为中华民族三大传统美德之一。

　　“先忧后乐”也就是这样深入了湖湘文化的血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久已化作了湖南人的行动准则。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就是说当官千万不要忘了百姓，官位越高，越要注意这一点。

　　从政做官就是服务，服务政府就是服务人民。官和民的关系是政治运作中最基本的内容，官与民，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忧君”的另一面就是“忧民”，忧民生的本质是官员的公心、服务心，是怎样处理个人与群众的关系。有的人为官，做民众的牛，在服务和奉献中享受快乐；有的人做官，骑在民众的头上作威作福，在攫取和占有中满足私欲。但人民永远是第一性的，任何政权都是靠人民来支撑。中国古代不少进步的官员、政治家也都看到了这一点，强调“民为邦本”，官与民的关系是鱼水关系，政权与人民的关系是水与舟的关系，“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范仲淹就坚持认为，君要“爱民”“、养民”，就像调养自己的身体，要十分小心，要轻徭役、重农耕。特别是地方官，如果压榨百姓，就是自毁邦本。

　　因此，忧民的实质就是爱民。忧民方才爱民。

　　湖南历史上成大事者都有着一股强烈的爱民意识，注意为民办事、为民请命和为民除弊。

　　曾国藩率湘军出征，首倡“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咸丰八年(1858年)他在江西的建昌亲自编了一首《爱民歌》，令军中到处传唱：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

　　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作主；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

　　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

　　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

　　莫进城市占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人有小事莫喧哗，人不躲路我让他；

　　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

　　一人被掳挑担去，一家啼哭不安居；娘哭子来眼也肿，妻哭夫来泪也枯；

　　从中地保又讹钱，分派各团并各都；有夫派夫无派钱，牵了骡马又牵猪；

　　鸡飞狗走都吓倒，塘里吓死几条鱼；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

　　邀些地痞做伙计，买些烧酒同喝醉；逢着百姓就要打，遇着店家就发气；

　　可怜百姓打出血，吃了大亏不敢说；生怕老将不自在，还要出钱去赔罪；

　　要得百姓稍安静，先要兵勇听号令；陆军不许乱出营，水军不许岸上行；

　　在家皆是做良民，出来当兵也是人；官兵贼匪本不同，官兵是人贼是禽；

　　官兵不抢贼匪抢，官兵不淫贼匪淫；若是官兵也淫抢，便同贼匪一条心；

　　官兵与贼不分明，到处传出丑声名；百姓听得就心酸，上司听得皱眉尖；

　　上司不肯发粮饷，百姓不肯卖米盐；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我的军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声好；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军士听教训；

　　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计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

　　在这首歌里，他首次提出“军民一家”的政治理念。以通俗易懂的歌谣来教导将士，匪盗杀害百姓，靠官兵拯救；贼匪为害百姓，全指望官兵做主；百姓是人，当兵的也是百姓出身。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官兵与贼匪不分，那还要养那么多官兵做什么?只有做到真正爱民，军民才能和谐，才能打胜仗。

　　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了三条具体的要求来约束官兵，强化军规，以赢得民心。

　　后来，曾国藩还编写了《保守平安歌三首》、《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解散歌》等，进一步传播他的行军爱民思想以及把爱民作为打胜仗的前提等观念。

　　曾国藩没有军事经验、没有过人天赋，也没有非凡本事，可他就是凭着爱民这一点，把一群由湖南山区农民组成的“乌合之众”打造成了一支“生死相救、共赴国难”的湘军，把林则徐认为即便是把诸葛亮请来也无能为力的困局给化解了。

　　曾国藩还用此方法来驾驭悍将，向手下将领反复申述“用兵爱民”的道理，他说：“用兵之道，以保民为第一义。除莠去草，所以爱苗也；打蛇杀虎，所以爱人也；募兵剿贼，所以爱百姓也。若不禁止骚扰，便与贼匪无异，且或比贼匪更甚，要官兵何用哉?故兵法千言万语，一言以蔽之，曰爱民。”

　　毛泽东深受曾国藩影响，一生“独服曾文正”，从一开始组建队伍时，就意识到民众的力量，就对士兵提出了“爱民”的要求。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他要求部队官兵对待人民群众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夫，不打人，不骂人。同年10月，在江西省遂川县荆竹山动员部队向井冈山进发时，毛泽东亲自规定了三项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1928年1月，部队进驻遂川县城，分散到县城周围农村发动群众时，他又提出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同年3月间，部队到达湖南省桂东县沙田村，毛泽东向全体官兵正式宣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并且也仿照曾国藩《爱民歌》的旋律、曲调，编成歌曲，教官兵们传唱。

　　1929年以后，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部队的实践经验，毛泽东又将“行动听指挥”改为“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打土豪要归公”改为“筹款要归公”，后又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六项注意也逐步修改补充成为八项注意：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

　　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对其内容作了统一规定。这就是我军现在执行的并谱成歌曲传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被称为“红色经典第一歌”：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 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第二不拿群众一针线 群众对我拥护又喜欢

　　第三一切缴获要归公 努力减轻人民的负担

　　三大纪律我们要做到 八项注意切莫忘记了

　　第一说话态度要和好 尊重群众不要耍骄傲

　　第二买卖价钱要公平 公买公卖不许逞霸道

　　第三借人东西用过了 当面归还切莫遗失掉

　　第四若把东西损坏了 照价赔偿不差半分毫

　　第五不许打人和骂人 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

　　第六爱护群众的庄稼 行军作战处处注意到

　　第七不许调戏妇女们 流氓习气坚决要除掉

　　第八不许虐待俘虏兵 不许打骂不许搜腰包

　　遵守纪律人人要自觉 互相监督切莫违反了

　　革命纪律条条要记清 人民战士处处爱人民

　　保卫祖国永远向前进 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提出的“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和曾国藩是一脉相承的，也是忧民爱民的岳阳楼精神的具体体现。

　　爱民、保民、安民、利民，构成了湖湘文化的一条精神史线。如周敦颐强调“安民以安天下”。提出了安天下必先安民的主张；郭嵩焘当着咸丰皇帝之面喊出了“通下情”的声音:“今日总当以通下情为第一义，王公大臣去百姓太远，事事隔绝，于民情军情委实不能尽知，如何处分得恰当?事事要考求一个实际，方有把握，故以通下情为急”。[ 《郭嵩焘日记》咸丰九年正月廿四日]所谓“通下情”就是要了解民生，了解百姓的实情。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不管在朝在野都不忘君。古代中国，一方面，“君”即是国，忧“君”就是忧国；另一方面，“君”变代表上司，忠臣“忧君”却不媚君。这才是岳阳楼精神“忧君”的实质。体现在现实行动上就是实事求是，敢说真话，对国家负责。用范仲淹的话说，就是：“士不死不为忠，言不逆不为谏”。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欧阳修评价他是“直辞正色，面争庭对”，“敢与天子争是非”。

　　这样一种“忧”，才是我们今天从政为官者必须认真继承与发扬的精神。既然为官就要担起责任，那种“无毁无誉，旅进旅退，窃位而苟禄，备员而全身”的态度只能被百姓骂为狗官。

　　不计较得失毁誉，不畏惧冒犯天恩的“处江湖之远忧其君”这一岳阳楼精神，在湖湘人物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以彭德怀为代表的一批湖湘人物就是这样。一次，彭德怀乘车考察，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衣着单薄而破旧，于是下车一边脱下自己身上的中山装，轻轻地披在老乡的身上，一边深沉地道歉说：“老乡，我们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啊!”

　　老乡一见慌了，连连地后退：“首长……这……这……” 　彭德怀忙拉住老乡的手说：“老乡，这只是我的一点心意，一个红军老兵的心意!”

　　彭德怀穿一件衬衣，朝着自己汽车走去。阵阵山风呼啸着吹来。

　　车上，随行人员忙从包里取出一件衣服给彭德怀披上：“彭总，当心受凉。”

　　“我又不是泥捏的。”彭德怀说，“革命成功后，我们有的人是官越当越大，人越养越娇，离群众越来越远了。现在，又有多少人知道，这金沙江边的老乡们，还和当年红军渡江的时候一样披着老羊皮当衣服穿呢?我们对得起那些冒着枪林弹雨用小木船一船一船地将红军送过江去的老百姓吗?别人我管不了，我彭德怀自己却要记住，我永远是人民的儿子，人民的士兵!”

　　作为庐山会议那个事件的另一个主角，周小舟同样如此。

　　周小舟(1912—1966)，原名周怀求，字元诚。1912年11月11日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黄荆坪乡狮龙桥一个地主家庭。1931年8月，周小舟从湖南大学预科班毕业，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国文系就读。1935年，周小舟进入北方局联络部工作，奉命参加南京谈判。四上南京，唇枪舌剑，在谈判桌上表现得英勇机智。谈判结束后，他将谈判的所有资料全部送交延安，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好评。聪颖伶俐的周小舟深得毛泽东喜爱，党中央将周小舟调到中央军委，成了毛泽东的秘书。

　　1953年，周小舟任湖南省委书记兼副省长、省政协主席、省军区政委。1956年6月，毛泽东到湖南视察工作，十分满意湖南的大好形势。他对周小舟说：“苏东坡讲‘驾一叶之扁舟’，那说的是‘小舟’，你已经不是小舟了，你成了承载几千万人的大船了!”

　　1959年7月，中共庐山会议，本来是进一步纠正“左”的错误，突击“大跃进”，可是由于彭德怀的一封信，形势突变，发动了错误地批判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造成严重的后果，彭德怀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头子。而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周小舟，也因几句“不合时宜”的发言，深陷政治斗争的漩涡，被打入反党集团——在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斗争运动中，终结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1959年7月11日晚，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湖南省委书记)、李锐(水电部副部长、毛的兼职工业秘书)谈话。毛泽东提出，综合平衡过去搞得不好；这次会什么都可以谈；去年农业估产过高，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谈话气氛轻松活泼，常有笑声。在毛泽东讲到去年“估产过高”时，周小舟插话说：“高指标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句将责任直指毛泽东的话，在当时一般人都不敢讲的，但周小舟没有顾忌。事实证明，这句不合时宜的话，后来为他招来了祸端。周小舟在庐山会议上被列为彭德怀的“同党”。

　　此后，毛泽东也还曾想把周小舟拉过来，8月1日，他给周小舟写信：“迷途知返，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并且和周小舟谈了一个通宵，晓之以利害。毛泽东告诉周小舟，只要他写一个检讨，起来揭发彭德怀，仍然可以回湖南工作。周小舟流着眼泪对毛泽东说：“主席，我不能写这样的检讨，彭总的意见书中有很多材料是我告诉他的，是我们动员他找主席谈的。我以为以他的身份向主席谈可以起作用，他才写的，我怎么能批彭总呢?”毛泽东碰了一个软钉子，只好挥手说：“你走吧!”

　　庐山会议后，周小舟被派到浏阳县大瑶公社任党委副书记，接受改造。1962年6月，调任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副院长，不参加党组，排最后一名。1962年对右倾主义分子甄别时，中央规定对周小舟不甄别。

　　1966年12月25日，周小舟受完不堪凌辱的批斗后的这一天晚上，服用了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12月25日，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这一天，正是毛主席73岁生日。周小舟，这个毛泽东身边曾经的秘书竟然以死“祝寿”，而此时周小舟只有54岁，后来成为最高领袖的华国锋此时都还是他的下级。

　　周小舟为什么选在毛主席73岁生日当天自杀呢?各有各的解释。中央的悼词说他是受林彪、江青反党集团残酷迫害，不堪凌辱。真的“不堪凌辱”，哪天都可以牺牲，为啥偏偏选在毛主席生日这天，不能不说周小舟是以死身谏。

　　周小舟的身分有点类似范仲淹，既是初入朝在秘阁(最高领袖)的身边人，又是被贬谪江湖的流人。作为一个积极主张改革的大政治家，范仲淹力图刷新政治，不管遇到何种阻力，“论天下事，奋不顾身”[ 《宋史·范仲淹传》]。朱熹曾说他：“且如一个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许多事业。”[ 《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九]常常“冒哀上书，言国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希望“四海生灵长见太平”[ 《上执政书》]在周小舟的身上，正有着范仲淹的影子。虽然离开领袖身边很远，但目睹纷乱的时局，周小舟是忧从心底生，在无能为力的情况下，他又选择了做屈原。他之忧，既是“忧君”，也是“忧民”“忧天下”。

　　可以说，周小舟身上鲜明地体现出了“处江湖之远忧其君”的岳阳楼精神。他们忘记了进退，忘记了宠辱，却始终忘记不掉身上以天下百姓为念的历史责任。

　　4、澄清天下：岳阳楼精神的文化意蕴

　　如果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讲政治，讲为政，为官；那么，“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则是讲人格，讲做人。

　　人们常常说，做官要先做人，做事要先做人。那么，做人，首先要培养一种人格，一种独立人格。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物，指外部世界，不为利动；己，指内心世界，不为私惑。就是说：有信仰、有目标，有精神追求，有道德操守。

　　范仲淹有两句诗最能说明他的独立人格：“心焉介如石，可裂不可夺”。

　　范仲淹中了进士后被任命的第一个地方官职是“司理参军”，就是审理案件的助理。他秉公办案常与上司争是非，任其怎样以势压人，也不苟同。每结一案，就把争论内容记在屏风上，可见其性格的耿直。一年后离任时，屏风上已写满案情。他两袖清风，走时无路费，只好把老马卖掉。

　　1038年，范仲淹第三次被贬，远赴润州(今江苏镇江)上任，途中经彭泽，他专程拜谒了唐代名相狄仁杰的祠堂。狄仁杰刚正不阿，不畏武则天的权势被陷入狱，又贬为彭泽县令。范仲淹在参拜后当即为其写一碑文，歌颂他：

　　“呜呼，武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随，何力不回!我公哀伤，拯天之亡逆长风而孤骞，大川而独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为乎刚!地可动，公不可动，孰为乎方!”

　　与其说是歌颂狄公的独立人格，不如说是范仲淹自己的人格宣言。

　　如果说，过去或现在那种投机钻营跑官要官，为保官位而放弃信仰，丢弃原则，不择手段的人，就是“贱丈夫”、伪君子的话；那么，像狄仁杰、范仲淹、彭德怀、周小舟这样能够把正确的政治主张，崇高的政治品格，宏伟的政治理想，矢志不移地坚持下去，这种人才是真正的大丈夫。

　　对照现实我们更感到范仲淹在一千年前坚持的独立精神的可贵；对照历史，我们更感动于湖湘历史人物无论在多大的风波面前都能坚守独立人格的珍贵。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就是这种独立人格的高度概括。范仲淹在写到这句话的时候，一定已经从内心里坚定了自己未来的路。

　　正是这一点，促成了他在政治上能经得起风浪，正是这一点促成了一代又一代湖南人能够去开创历史、改变危局。做人就应该“宠而不惊，弃而不伤，丈夫立世，独对八荒”。鲁迅就曾痛斥中国人的奴性。一个人先得骨头硬，才能成事，如果他总是看别人的脸色，他除了当奴才还能干什么?

　　人格上有独立精神的人，在政治上就不大容易被收买。想想今天那么些贪官污吏，就不难想像人格独立对于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我们把古往今来那些在政治上有作为的人物往往称之为政治家，就是因为他们的政治行为的背后都有人格精神在支撑，而且其人格的力量会更长久地作用于后人，影响于历史。

　　人能超然物外，克服私心，就是一个大写的人，就是君子，不是小人。可惜，千年来人性虽已大有进步，社会仍然没有能摆脱这种公与私的羁绊。

　　著名作家，曾经做过新闻出版总署长官的梁衡这么感慨地说道：有多少光明磊落，又有多少虚伪龌龊。凡成大事者，首先在人格上要能独立思考，理性处事，敢于牺牲。而那些人格上不独立的人，政治上必然得软骨病，一入官场，就阿谀奉承，明哲保身，甚而阳奉阴违，贪脏枉法，卖身投靠，紧要关头投敌叛变。我在官场几十年，目之所及，已数不清有多少的事例，让你落泪，又让你失望。有的官员，专研究上司所好，媚态献尽，唯命是从。上发一言，必弯腰尽十倍之诚，而不惜耗部下百倍之力，费公家千倍之财，以博领导一喜。这种对上为奴，对下为虎的劣根人格实在可悲。陈云同志讲：“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我每次读《岳阳楼记》就会立即联想到周围的现实。“不为物喜”，就是不随波逐流，这种对独立的人格追求，仍然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

　　富弼在为范仲淹作《墓志铭》时就说：范仲淹“历补外职，以严明驭吏，使不得欺，于是民皆受其赐立朝益务径雅事，有不安者，极意论辩，不畏权幸，不蹙忧患，故屡亦见用，然每用必黜之，黜则忻然而去，人未始见其有悔色。或唁之，公曰：‘我道则然，苟尚未遂弃，假百用百黜，亦不悔。’”[ 《范文正公集》附录]范仲淹之所以有“百用百黜，亦不悔”的思想境界，是因为他心中有个“道”，这个“道”就是《岳阳楼记》中所说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即无论仕途的升迁与黜贬，始终“忧其民”、“忧其君”，以天下为虑。因此，“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正应当成为一个人的廉政理念。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本身就是一种奉献精神、牺牲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为官不滑，为人不奸。

　　“不以物喜”就是舍弃了外在的诱惑，敢于坚持自我，坚守正道。

　　“不以己悲”就是抛却了个人的利益，敢于牺牲小我，不患得患失。

　　因此，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体现出来的就是一种天下意识，有了这种天下意识，就能正确处理好公私关系。

　　怎样处理公与私的关系，是判断一个人道德高下的最基本标准。我们熟悉林则徐的两句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有的人，苟利天下，一毫而不拔，宁可我负人，决不人负我。有的人处处为国着想，为别人着想，关键时刻可以牺牲自己。如果社会上都是第一种人，那么，这个世界成天尔虞我诈偷砖拆瓦，早就毁灭了。幸好还有这第二种人，社会才和谐，才进步。

　　梁衡先生说，范氏之忧，最忧之处有三，即忧民、忧君、忧政。其实说到底，就是忧社会缺少这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人格，可以说这是岳阳楼记留给我们的政治财富。这是每一个政治家都要面对的问题。

　　我们顺着“蓝墨水的上游”汨罗江一路数过去，历史上的湖南人有几个是贪官?湖南人为什么能保持一种清廉精神的传承?

　　我以为，主要原因就在于湖湘文化中有一种澄清天下的血性因子。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立志于澄清天下的湖湘精神正是岳阳楼精神的延续和拓展。湖南人始终以心忧天下的雄心大志和天下眼光来力行实践着他们朴实为民的廉政理念，表现出廉政方正的操守品行，其核心价值观是务实、为民、节俭。

　　湖南不贪，不是说湖南人没有欲望，恰恰相反，湖南人很“贪”，只不过，他们因为有了澄清天下之志，他们贪的是天下。

　　正是因为有了“岳阳楼精神”这一血脉，湖南人动辄以天下相标榜。近代以来，几乎每一个为民族作出过贡献的湖南人，都有澄清天下之志。如：

　　王夫之之志：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青年时期的王夫之就有澄清天下之志，在明朝灭亡之际，他以一介儒生在家乡衡阳举起抗清义旗，失败后转入“地下”，著书立说，不食清禄。他特著《楚辞通释》，“以旌三闾之志”，要承继屈原大夫那种忧国忧民之志，其一生可歌可泣。

　　魏源之志：功名待寄凌云阁，忧乐常存报国心。这位首倡“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家魏源曾登岳阳楼，写下“雄谈空喟贾长沙，忧乐江湖复何用”，表达了他“不忧一家寒，所忧四海饥”的强烈愿望，以及迫切希望通过实践来改变当前面貌的要求。

　　曾国藩之志：不为圣贤，便为禽兽；大丈夫要有澄清天下之志。曾国藩的成功就因为他能在三十岁前幡然醒悟，于是刻苦立志，苦苦修炼，终于有机会以实际行动实践以魏源“师夷之长技”的愿望。

　　左宗棠之志：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科举失败后的左宗棠回湘之后，丝毫未改他以天下为忧之心志，努力学习经世之学，后来终于实现了他年青时的梦想，为平定太平军内乱立下大功，更在晚年抬棺入疆，一举收复新疆，实现他报国之志。

　　谭嗣同之志：变法流血，从我开始。受老师欧阳中鹄的影响，谭嗣同很早就接触到王夫之的思想，从小就仰慕那些锄强扶弱的豪杰，并且开始广结侠义之才，立志变法图强。他那句名言“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更激励了无数湖湘英才。

　　毛泽东之志：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得无得，即终身无志。史载，范仲淹与刘某同在长白山醴泉寺的僧舍读书，每天做一餐粥，分成四块，早晚各取二块，“断薤数茎”，放一丁点盐，这样坚持了三年。[ 《范文正公集·年谱》引魏泰《东轩笔录》]青年毛泽东在1917年《致黎锦熙信》中说:“拟学颜子之箪瓢与范公之画粥，冀可勉强支持也。”[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90页]由是可见，毛泽东年青时候就十分钦佩范仲淹，力图学范仲淹立志为学为人，他早年在《讲堂录》中记道：“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即范仲淹――笔者注)，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宋韩(琦)范(仲淹)并称，清曾(国藩)左(宗棠)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五代纲维横决，风俗之坏极矣，冯道其代表也。宋兴稍一振，然犹未也。逮范文正出，砥砺廉节，民黎始守纲常而戒于不轨。”[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91、592页]这也才有后来毛泽东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志在天下，自然就不会被眼前的小利所诱惑；志在天下，方有忧患意识；志在天下，方才无畏无惧；志在天下，方有伟大人格。这正是湖湘文化清廉精神的文化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