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出污泥不染：湖湘廉政文化的自洁品质

　　1、廉政文化的莲图腾

　　在中国人的廉政文化理念里一个直接而具体的形象，便是莲。莲的清洁品质用一句最为人们所熟悉的诗句来概括便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而这句话的作者便是湖南人周敦颐。

　　在此之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廉政文化理念是德政，把古代帝王的清明政治称之为德政，以德治国；而把这种帝王政治中合乎民意的官僚称之为“清官”。

　　但是，什么是德呢?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五德”、“七德”之说，难以进入普通大众的脑海里，直接转换为具体形象，因而，古人有“比德如玉”一说。用“玉”来把德直接形象化。但是，在古代一般人的观念里，玉的最有名的效用是“避邪”，保平安。因而，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理念中没有一个为大众所能认同的形象。直到宋代，一篇《爱莲说》的出现，才改变这个局面。

　　“出淤泥不染”就源出《爱莲说》：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盛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大凡上过几年学的中国人，几乎都忘不了这篇《爱莲说》。意思翻译成白话就是：从淤泥里长出来却不受污染，从清水里洗过却没有妖媚之气。

　　它的作者周敦颐把莲花比喻为君子，全文119个字都紧扣君子的品格特征来描写。“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比喻君子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清高自持，不阿谀逢迎，洁身自好。“中通外直，不蔓不枝”，比喻君子通达情理，行为方正，绝无邪思恶念，绝不拉拢勾结。“香远益清，亭亭净植”，比喻君子洁志嘉行，德声远播，人格卓绝，节操高尚。“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比喻君子庄重端肃，绝不轻佻浮躁，受人爱戴。

　　《爱莲说》中还展示了三种名花：牡丹、菊花和莲。牡丹因其艳丽、雍容、华贵、多姿、繁茂，李唐以来就一直深得人们的喜欢。这种花相传还和史上第一个女皇武则天有过一段姻缘，更为牡丹添上了一层富贵之气。唐代李肇《唐国史补》里说:“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种以求利,一本有直数万者。”当时的皇都里面，有种牡丹而成巨富的，一本万利。唐代大诗人，做过朗州司马也就是湖南常德司法官的刘禹锡《赏牡丹》诗中说:“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其实，一朵两朵牡丹开在那，一点也不好看，只有当成片成片的牡丹盛开之时，那真有一种天姿国色之气势。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牡丹芳》诗中也写道:“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徐凝的诗中则有“三条九陌花时节,万马千车看牡丹”的句子。后来牡丹逐渐成为一种传统的民俗文化意象——荣华富贵和功名利禄的代名词，孟郊“春风得意马蹄急，一日看尽长安花”就是功成名就之后的心态自然流露。因此，周敦颐所谓“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牡丹之爱，宜乎众矣”，道出了世俗社会的一种价值导向。

　　与牡丹不同的是菊花，宋代女词人朱淑贞“宁可抱香枝头老，不随黄叶舞秋风”，郑思肖“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陆游“菊花如志士，过时有余香”，苏东坡“菊残犹有傲霜枝”，元稹“此花开尽更无花”等都体现出菊花的凌寒独立、不与世同流合污的精神特质。菊花在中国文人眼里便有了君子之德，君子之风，成了孤标傲世、洁身自好的精神象征和精神寄托。

　　史上爱菊花爱得最有名的便是陶渊明。陶渊明，晋末宋初人。此人在当世的名气并不是很特别，官也做得不高，只做过彭泽县令。但他的一篇《桃花源记》却使他青史留名。因受不了官场上的尔虞我诈、奴颜卑膝，迎来送往，“为五斗米折腰”，愤而辞官归隐，以赏菊饮酒为乐。菊花的凌寒独立、孤标傲世、洁身自好的品性暗合了陶渊明的性情，因此与陶渊明结下不解之缘。诗人感怀兴寄，留下了许多与菊花相关的诗篇，以此抒怀言志，菊花因此而有了文化上的普遍意义——隐者的象征。东篱下悠然采菊的陶渊明，以田园诗人和隐逸者的姿态，赋予菊花独特的超凡脱俗的隐者意义和灵性。

　　同样以君子自诩的周敦颐，并不用菊花来写意清洁廉节，却独爱莲，其中的缘故并非是故意求新。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菊之君子形象更多的是作为隐者的化身而出现的。虽然菊花也具有凌寒独立、洁身自好的品性，但是在花的世界里，凌寒独立、洁身自好并非菊唯一的特性，甚至更多的是陶渊明等文人的特别标榜。

　　周敦颐并没有否定陶渊明爱菊的价值取向，只是他更偏重于菊花的隐逸，“菊，花之隐逸者也”，与牡丹的富贵和莲花的高洁相对比，“菊之爱，陶后鲜有闻”，在对“爱菊”的认同和推崇的同时，也道出后世爱菊者少的微妙心态。

　　如同伯夷和伊尹，虽同为抱道守志的有德君子典范，但商末伯夷之让国而隐，是为长幼兄弟之“仁义”。伊尹是商初之名相，能“辨天下之事，有天下之节”。陶渊明，伯夷也；周敦颐，伊尹也。伯夷与伊尹，君子之道亦有不同。

　　爱一个人，或者一个事物，他(它)就会变化成一种形象，植入你的脑海，引导你，约束你，规范你。爱牡丹也好，爱菊爱莲也罢，所折射的背后是一种别样人格与人性。

　　周敦颐说，“莲，花之君子者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梅、兰、竹、菊是有名的“花中四君子”，莲却并不在“花中君子”之列，这是为何?

　　梅，傲而不俗，是坚韧君子；兰，幽而不病，是谦谦君子；竹，轻而不佻，是气节君子；菊，丽而不娇，是隐逸君子。大凡四者，都是陆生植物，而唯独莲是水生植物，这大概是人们不把莲归入花中君子行列之原因之一吧。

　　梁实秋在读书札记中说：“集雅斋梅竹兰菊四谱，小引云：文房清供，独取梅竹兰菊四君者，无他，则以其幽芬逸致，偏能涤人之秽肠而澄莹其神骨。”说白了，就是因其“清华在外，澹泊其中”，也就是便于文人把玩、临摹之故。而“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莲，显然无法入“文房清供”之室。

　　梁实秋还说，“梅，剪雪裁冰，一身傲骨；兰，空谷幽香，孤芳自赏；竹，筛风弄月，潇洒一生；菊，凌霜自得，不趋炎热。”然而，四君子虽然也具有廉洁品性，却为何偏偏只有莲成为廉政文化的“图腾”?无他，傲骨也好，孤芳也罢；潇洒也好，凌霜也罢，都不及“出淤泥而不染”那种去污自洁的廉政品性。这正是莲的独特文化气质。

　　从政为官者，只有真正地成为不贪不傲、清正廉洁、刚直不阿、清清白白做人的君子，才是老百姓所羡慕钦服的。周敦颐正是用“不染”――自洁、“不妖”――不标榜、“不蔓”、“不枝”、“不可亵玩”的莲花，概括提炼出廉政文化的精髓。

　　“去污自洁”的廉政文化精神，或许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慎独”思想，但却高于“慎独”思想。

　　所谓“慎独”，《大学》是这样解释的:“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可知，慎独源于诚意，通俗的理解就是当一个人独处之际，要有一种高度的道德自觉。只有意念诚实的人，不管是群居之中，还是独处之时，都不会自欺：在人前努力掩饰自己，在人后却展露出自己的本相，放纵自己。如曾子所言，独处之际也要想像有“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要保持一种敬畏的心态。

　　慎独历来是作为儒家修行的最高境界，是一种工夫。儒家之提出这一理念，其实与中国人普遍的“从众心理”有密切的关系。这是一种在没有直接强制要求的条件下依从群体压力的行为表现。如重庆万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余某说:“我十分错误地认为，人人皆醉，不能唯我独醒，多人腐败，不能唯我独廉。”这种从众心理正是当前腐败官员普遍心理的写照，也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

　　如何把官员从这种社会心理泥潭中拔出来，慎独，当然是一种很好的理念。

　　但是，仅仅是众人腐败我独廉，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一个社会里，清官是很难独立生存的。人人生来不是贪官，来自社会的从众心理很多时候把一个好好的人逼成贪官，或者误导成贪官。

　　周敦颐或许看中了这种弊端，才从莲的自然属性中发掘出“去污自洁”的品格。没有去污能力和意识，身处官场是很难做到“慎独”的。因此，可以说，要做到慎独，要保持慎独的品格，更需要学会去污，“出淤泥而不染”。周敦颐非常渴望社会像一个池塘，水中盛开着莲花，有了莲花的去污功能，一塘池水都能清澈见底。

　　2、官清赢得梦魂安：周敦颐的廉政思想与实践

　　中国廉政文化的“莲”图腾的发明者便是湖南人周敦颐。

　　周敦颐(1017-1073)，湖南永州人，北宋时期著名哲学家，程朱理学开山鼻祖，一代大儒。著有《太极图说》、《通书》。后人认为他是孔孟的真传，儒家的再起，其功绩仅次于孔孟。著名理学家程颢、程颐是他的得意门生，朱熹是他的再传弟子。

　　1072年周敦颐在庐山莲花洞开设濂溪书院，被世人称为“濂溪先生”，而濂溪正是他家乡永州的一条河。

　　周敦颐出身世家，生前仕途不顺，没有做过高官，31岁任郴县令和桂阳县令(今汝城县)，38岁任大理寺丞，49岁任永州通判，53岁任广南东路转运判官。在世时地位不高，声名不彰，然而，辞世不数十年，就成为文化史上的一个符号，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南宋时开始建周敦颐祠堂，南宋朝廷封他为汝南伯，元朝封道国公，从祀文庙。

　　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周树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总理周恩来，都是周敦颐之后裔。分别是其第32、第33世孙。湖南省道县楼田村的《濂溪故里周氏族谱》和浙江省绍兴市宝佑桥周氏谱系资料中，有较详细的记载。濂溪故里的一副楹联“周庭举世皆尊元公哲学鲁迅文章恩来开国总理，风景这边独好濂水湛蓝都庞苍翠道岩今古奇观。”道出了其中的因缘。在周恩来祖居，其隐门有一幅木刻楹联：“濂溪绵世泽，沂国振家声”。濂溪即周敦颐，沂国指元代进士周茂，封沂国公。鲁迅家的灯笼上有“汝南周”字样，民国《绍兴县志·姓氏编》中言前梅周氏“谱载先世居汝南，唐永泰中有名崇昌者，仕至廉州刺史，居于道州宁远。”周崇昌系周如锡第十四子周宏谦所生，为周敦颐第十世祖。墓碑记中有记载。可以看出鲁迅的先祖周崇昌系周如锡三代孙。鲁迅的祖籍亦在宁远，其世系出自周敦颐之次子。

　　宋仁宗嘉佑六年，45岁的周敦颐在庐山莲花峰下筑室溪上，名曰濂溪书堂，并于两年后写下《爱莲说》。周敦颐仕宦三十余年，虽才华卓异，然而一直沉沦下僚，晚年卜居庐山，一方面是看中其风景秀美，另一方面正是喜爱其人文环境。东晋名僧慧远与大隐陶渊明曾在庐山结成莲社，这层历史渊源也道出了周敦颐的退隐之意。面对古贤，周敦颐在感叹“菊之爱，陶后鲜有闻”的同时，自然而然地发出了“莲之爱，同予何人”的心声。

　　周敦颐是廉官文化的代表人物。周敦颐的廉政思想和他的从政实践是一致的。他以莲花自况，赞美坚贞不渝的理想和洁身自爱的品格，讽刺追求富贵利禄之辈，以自己的行动践行了“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也为这一千古名句添上了十分亮丽的色彩。时人称他志趣高远，博学力行，有古人之风。他办事公道，爱憎分明，不徇私情，不媚权贵，士民称道。然而，也一生奔波，积劳成疾。

　　16岁那年，周敦颐的父亲病逝，随母到京都投奔舅舅。康定元年(1040年)由担任龙图阁学士舅舅郑向的推荐，周敦颐做了洪州分宁县的主簿。有一件案子拖了好久不能判决，周敦颐到任后，只审讯一次就立即弄清楚了。县里的人吃惊地说：“老狱吏也比不上啊!”部使者推荐他，调任他到南安担任军司理曹参军。有个囚犯根据法律不应当判处死刑，转运使王逵想重判他。王逵是个残酷凶悍的官僚，大家没人敢和他争，周敦颐一个人和他争辩，王逵不听，周敦颐就扔下笏板就要回家，打算辞官而去，临转身对王逵说：“像这样还能做官吗，用杀人的做法来取悦于上级，我是不做的。”王逵明白过来了，这个囚犯才免于一死，并且向朝廷推荐他。

　　1071年，周敦颐55岁。领提点刑狱事，行部至潮州、惠州、端州。当他巡视到端州(今肇庆)时，百姓控告知州虞部员外郎杜咨垄断端溪砚石开采，侵夺民利，号为“杜万石”。周敦颐好言善劝杜停止垄断专利。杜不听，并说：“此乃地方行政长官之事，先生管不着!”对这种侵夺民利之人，周敦颐向来有厌恶之心，当即奏请朝廷：“凡仕端者，取砚毋得过二枚”。朝廷恩准，端溪砚石允百姓开采，还利于民，贪污之风顿息，百姓称快。

　　周敦颐的尽心职事，廉判明断，不畏权势，为民谋利，使之与包公并列，成为廉官文化的代表。

　　《宋史》称他“以洗冤泽物为己任，行部不惮劳苦，虽瘴疠险远，亦缓视徐按”，“人心悦服”。黄庭坚对他评价颇高:“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茕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 《宋史》]清代张伯行叹道：“故当其出，则政事精绝，宦业过人；当其处，则胸怀洒落，故光风霁月。”“出”谓为官处理政事精明强干，业绩惊人；“处”则言其平时为人心怀坦荡，操守慎严，人品极高。苏东坡也对他极为推崇，作《故周茂叔先生濂溪》一诗颂之。

　　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周敦颐在湖南永州时写下一篇《拙赋》，阐述他的为官之道。他认为，为官之道在于道德培养和切实践行，只有戒浮、戒躁，重实际、务实事，才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爱民务实”的精髓又在于“拙”：

　　“人谓予拙?”予曰：“巧，窃所耻也，且患世多巧者。”予喜而赋之曰：“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劳，拙者逸；巧者贼，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呜呼!天下拙，刑政彻。上安下顺，风清弊绝。”[ 《拙赋》]

　　在永州时他还写过一篇《乞巧文》，进一步提出“拙”是为官的标准：巧者好张扬夸大，言多文饰；拙者注重实际，不在言词。巧者因为时刻要突出自己和表现自己，挖空心思，所以身心劳苦；拙者因无私心，没有额外负担，所以轻松安逸。巧者一切从个人的私利出发，不顾天理人情，所以常做坏事；拙者不因私害公，所以常做好事。巧者处处为己，机关算尽，往往灾祸及身；拙者不求多得，奉公守法，身家康泰。“拙”，化作当下的一个流行词，便是“不折腾”。当官的不折腾，老百姓就安宁；如果为官者皆“拙”，社会也就真正和谐了。

　　他在《任所寄乡关故旧》一诗中更是直接表达了自己的人生态度：“老子生来骨性寒，宦情不改旧儒酸。停杯厌饮香醪味，举筋常餐淡菜盘。事冗不知筋力倦，官清赢得梦魂安。故人欲问吾何况，为道舂陵只一般。”直接告诉父老乡亲，自己虽然做了官，但仍淡泊名利，不趋炎附势，不追求荣华富贵。

　　“官清赢得梦魂安”。要做到“官清”，除了“求拙”之外，周敦颐还要求做官先“立诚”。

　　一个人廉与不廉，道德水准如何，都是由这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所决定的。周敦颐追求莲花一般的君子理想人格，正是基于他“以诚为本”的道德本体论所决定的。他所著的《通书》第一章开头就说：“诚者，圣人之本”。

　　作为宇宙间之一物，人本来是应该有“诚”这种品质的。但在现实社会中，人又往往不能保持“诚”这种品质，什么缘故呢?周子说：这是因为“邪暗塞也”，被私心杂念阻塞了。如果克服私心杂念，做到“诚”，那就没有事了，所谓“故诚则无事矣”。周子说，“至易而行难，果而确，无难焉。”意思是，“克己”，克服私心杂念，说起来容易，实行起来就比较困难，然而只要有决心，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故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通书》第二十章进一步说明了这个意思。周子说：“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请闻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欲，主要指私欲，即自私自利。无欲，即无私心杂念。一个人没有私心，不自私自利，不患得患失，一切出以公心，这就叫“静虚”。这样的人做起事来就能一

　　往直前，这就叫“动直”。这样的人观察事物就没有偏见，这就叫“静虚则明。”“明”，正直透明，能够是非分明，这就叫“明则通”。人无私心，正直透明，能够秉公办事，这就叫“直则公”。出以公心，公平、公正、公开，这样必有利于社会广大群众，这就叫“公则溥”。周敦颐以诚为本的为官思想告诉我们，要实现莲花一样的君子理想人格，有一条重要的途径，一套基本的功夫，就是以诚为本，去私欲，立公心，翻译成今天的语言来说，就是在思想上“破私立公”，在改造世界观上下功夫。

　　对于今天的为官者来说，“立诚”仍然是有着现实的积极意义的。“诚”，直接关涉到政府与为政者的公信力，公信力不存，社会心理就会趋向于普遍的不信任，社会危机由此萌发。政府官员诚信缺失，不只是表明其道德失落，而更表明其官职的尊贵也会荡然无存。官员越是在乎他的官职，就越是容易忽视诚信这一道德，越是不守诚信之德，越是让老百姓对官员不信任，由是，产生一种恶性循环。“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至难得者人，人而至难得者，道德有于身而已矣。”[ 《通书·师友上》]“道义者身有之，则贵且尊。”[ 《通书·师友下》]周敦颐秉承儒家入世的精神，认为最受崇敬的东西不是官职，而是道德，官员只有身体力行道德才能显示出自身的尊贵，“德”体现在官员身上就是“诚心端身”。

　　他把诚看成是“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 《通书·诚下》]那么，什么是诚，怎样才能称得上“诚”呢?

　　周敦颐认为，“诚”就是“无妄”。“无妄”，简单地说，就是不说假话，不做假事。“身端，心诚之谓也。诚心，复其不善之动而已矣。不善之动息于外，则善心之生于内者无不实矣。不善之动，妄也；妄复，则无妄矣；无妄，则诚矣。”[ 《通书·家人睽复无妄》]“无妄”原是《周易》六十四卦之一，意为合于天道，无违天命。周敦颐以“无妄”规定“诚”，并对“无妄”作了进一步诠释，人心之未发，处于寂然不动的状态，一旦心动而不善就会造成内心的紊乱，这就是“妄”。如果将造成心理失衡、虚假无据的“妄”复归原处，就是“无妄”。“复则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 《周易·序卦》]无妄则回归了人心纯粹的本然状态，就是复归纯粹至善的境界，从而达到了“诚”。这就将天道之“诚”落实于性命层面。

　　其实，“诚”就是“无欲”，认为“无欲”是“成圣”的必要前提。“‘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请闻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通书·圣学》]“一为要”是指一种没有欲望、心灵净化的精神状态。因而，“一”的关键在“无欲”，做到“无欲”才能做到圣贤。无欲的人才会心地纯洁，“心纯则贤才辅……贤才辅则天下治。”[ 《通书·治》]因此，他的弟子朱熹进一步解释：“君取人以身，臣道合而从之也。”人君之心纯而不杂是治理天下的根本条件。若官员以“诚”取信于人，就能得到臣的纯心辅佐，也就不需要人人提耳而教。那么，纯心包括哪些内容呢?周敦颐从三个方面作了规定：“从心术言，仁义礼智皆备；从方法言，动静处置得宜；从仪容言，言貌视听不逾规范。”

　　心术、方法、仪容三方面体现了为政者的心纯与否，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就心术而言，周敦颐以身安为富，以莲为喻，自明心志。他多次强调，“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

　　两千多年，大多数人是以贫贱为人生苦境，以富贵为人生目的，这样一种人生观在周敦颐看来，不过是俗人的人生观。而君子是超越于富贵与贫贱之上的，在君子看来，人生中有着至富至贵、可爱可求乃至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以表达生命的“充实”为目的，即成圣成贤的理想。

　　周敦颐在《题濂溪书堂》中写道：“保暖大富贵，康宁无价金”；在《通书·富贵》中更强调“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故常态无不足，而铢视轩冕，尘视金玉，其重无加焉尔”。在周敦颐看来，真正的君子应该以“道充”为贵，以身体安康、完好无损为富，只要生活泰然、吃饱穿暖、道德情操高尚就是人生最大的富贵。他在《通书·师友上》中同样叙述道“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至难得者人，人而至难得者，道德有于身而已矣”。同时在《通书·师友下》中阐述说“道义者，身有之，则贵且尊”，天地之间最难得的东西有三样：道、德、人，而能合“道”与“德”于一身的人，“则贵且尊”。

　　何谓道充，何谓身安?同样面对污浊不堪物欲横流的社会，陶渊明选择的是“我惹不起但躲得起”的消极逃避，而周敦颐选择的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积极参与。也许在周敦颐的心里，与菊相比，莲才是真正的儒者，真正的勇者，真正的仁者，真正的君子。

　　在周敦颐看来，莲的身上寄托了他的为官之道。周敦颐曾作题莲诗道：“佛爱我亦爱，清香蝶不偷。一股清意味，不上美人头。”众所周知，作为“出世”的佛，有着普渡众生的强烈愿望，在佛文化发达的宋代，知识分子习佛成为风气，这可能也寄托了当时那些有志的士大夫的一种理想。周敦颐也不例外。明代黄绾说：“宋儒之学，其入门皆由于禅。濂溪(周敦颐)、明道、横渠、象山由于上乘；伊川、晦庵皆由于下乘。”周敦颐在其诗文中亦时以“穷禅客”自称，并时常与苏轼、黄庭坚等人参禅问道。但是，周敦颐等人是以出世之心来作入世之行。他们绝不因为社会的污浊黑暗而推卸、逃避自己的责任，作出世之想，而是试图以自己的人格与精神，以自己的纯洁与高尚影响社会，改造社会，这正是莲的魅力，这种魅力岂是菊所能体现出来的呢?

　　而莲在佛教中的形象也多少与清洁干净关系密切。我们知道，佛学上有“莲”即“佛”的说法。寺庙里我们常见佛或端坐于莲台，或脚踏莲花，或手作莲花状，不一而足。佛教将佛座称为“莲台”，将结跏跌坐称为“莲花坐”，将西方极乐世界称为“莲邦”，将庙宇称为“莲刹”……就是佛经也有以莲花取名的，如《妙法莲花经》。佛教如此推崇莲花最主要的是因为莲花的品格与佛教教义相吻合。如《大智度论·释初品中户罗波罗蜜下》上说：“比如莲花，出自污泥，色虽鲜好，出处不净。”《从四十二章经》也说：“我为沙门，处于浊世，当如莲花，不为污染。”

　　正是对佛学的喜好，或者受佛学的影响与启示，周敦颐以莲自喻，明心立志。

　　腐败是一种历史现象，它的主要表现是贪赃枉法、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权钱交易、挥霍人民财产、腐化堕落等现象。从私有制和国家机构的产生，到私有观念影响仍然很深的社会里，都存在廉与腐的矛盾和斗争。廉政建设就是要清除腐败，清除腐败的根本是要去除腐败产生与存在的土壤。这种土壤既有社会的，也有心理，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既有个人，也有群体的。但首要的还在于心理的。很多人憎恨腐败，往往把它归结为“土壤”――社会啦、文化啦、历史啦、体制啦等等。却不知道，土壤毕竟只是一种客观条件，真正的主观原因还在于人。正像莲一样，虽生于污泥，却能自清自洁。与腐败作斗争，首先要从心理上种下廉的种子，方能“出淤泥而不染”。

　　莲这一文化图腾揭示了廉政文化建设的根本所在。廉政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内涵是要求从政的官员廉洁自律、奉公守法。廉政文化建设涉及范围很广，但首要的一点是加强公务员的君子人格修养。以莲为喻，乃是通过莲之自性清净、在泥不染，要求公务员做到自净自律，这是一种高层次的道德自觉，而奉公守法只是道德自觉的外化。莲文化及其君子人格思想对于廉政文化建设最大的启迪是：廉政文化建设中最根本的建设是公务员的道德建设。道德，就是心术。这种心术反映在性格上，就是不畏权贵，不迁就腐败，不容忍腐败。如他对王述治狱不满，当庭丢板，不迁就上司的做法恰是他以及湖湘人刚倔的个性特征的反映。

　　就方法而言，周敦颐提出的制度立法反腐的思想证明了廉政文化建设还得依赖于制度。制度，实际上就是文化的显性化、规范化，是道德的最低底线。

　　《通书》第三十六章指出：“圣人之法天，以政养万民，肃之以刑。民之盛世，欲动情胜，利害相攻，不止则贼灭无伦焉，故得刑以治。”意思是，除了道德教化之外，还得“肃之以刑”，“刑以治”，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搞制度化、法治化。这一点，周敦颐55岁那年为政广东时在肇庆巡视时所制止官员以权谋私，与民争利的例子就足以说明。在采端砚石的问题上，发现官员与民争利的情况后及时将自己的处理意见上报朝廷，通过制度立法，限制官员以权谋私，从制度和法治上保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就仪容言，周敦颐提出了言貌视听要有规范，这恰恰表明是对为官者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距周敦颐提出这一要求后一千余年，我们再来对照一下，今天很多官员就不能不感到自渐形秽。媒体上层出不穷的官员“雷人雷话”的报道，官员情色视频的曝光，以及各种奢靡腐化的三公消费，“表哥”“表叔”、“房妹房叔”的陆续倒下，哪里还能看得到官员对自己的言貌视听有一点自律规范意识呢?

　　有人认为，为官者的私生活不应干涉，只要他不违法乱纪就可以了。却不知，私生活与公生活，其实只不过是一体两面，私生活必然折射出公生活，一个对自己没有约束没有自律的人，怎么可能对公众负责?处理好为官者的私生活，正是慎独的表现，也是其修养的表现。

　　为官者的言貌视听要修养出高雅的情趣和规范，并不是过分的要求，恰是廉政文化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古代廉政文化中，优秀的士大夫言貌视听都能够使人愉悦。举一个例子就可以充分说明。古代的士大夫官员都以能吟诗作文为自豪，甚至把它当作行走官场的一张名片，特别是先秦时期，士大夫出使专对，总以引用《诗经》开头，唐宋时期，士大夫相互之间攀比谁的诗词粉丝多，充分体现出了一种高雅的精神贵族气质。现在的官员，且不说吟诗作文了，就连基本的讲话稿、工作报告，自己都懒得动手，让秘书代劳，自己照稿念。这就意味着为官者丧失了一种提升自己的绝好机会，因为写诗作文是最能提高领导者思维能力的一个途径。古代的士大夫官员也有秘书，但他们是自己写了诗文稿件之后，请秘书帮他们修改；现在的官员勤奋一点的，由秘书写了稿件以后，自己再动手改一改。这样一种风气，直接导致了官僚主义。想想看，为什么古代的士大夫官员中能出现很多青史留名者?现在的官员有几人能载入史册，传之后世，供后人回忆?当代官员产生不了这种人，难道不值得为官者深思吗?

　　现代官员和古代的官员士大夫一样，喜欢游山玩水。但两相对比一下，更是泾渭分明。古代官员士大夫徜徉于山水之间，是寄兴修怀，去感悟人生、修心养性；今天的官员游历山水，仅仅只是到此一游，吃喝玩乐，酒宴应酬罢了。周敦颐就是一个例子。

　　正如他的姻亲蒲宗孟所写的《濂溪先生墓碣铭》中描述的那样：“(濂溪)生平襟怀飘洒，有高趣，常以仙翁隐者自许。尤乐佳山水，遇适意处，终日徜徉其间。酷爱庐阜，买田其旁，筑室以居，号曰濂溪书堂。乘兴结客，与高僧道人跨松萝、蹑雪岺，放肆于山巅水涯，弹琴吟诗，经月不返。及其以病还家，犹篮舆而往，登览忘倦。语其友曰：‘今日出处无累，正可与公等为逍遥社，但媿以病来耳!’”

　　以游历山水作为明志养心之举，正是古代廉官文化的一种普遍现象。而要做到这点，必须舍弃了追名逐利之心，才能够真正专心致志地去享受山水之乐。周敦颐《喜同费长官游》一诗中这样写道：“寻山寻水侣尤难，爱利爱名心少闲。此亦有君吾甚乐，不辞高远共跻攀。”高岩可上，伴侣难觅。于山水间进一步坚定自己不与争名逐利者同流合污之心志。

　　他在《同石守游山》一诗中进一步发挥了这种心志，诗曰：“朝市谁知世外游，杉松影里入吟幽。争名逐利千绳缚，度水登山万事休。野鸟不惊如得伴，白云无语似相留。旁人莫笑凭栏久，为恋林居作退谋。”

　　乐山乐水并非古人的专利，为官者向往山林水畔之乐也无可厚非。如果用来作为给自己加官进爵的一条通道，显然是沾污了山水。君不见，很多官员在名山胜水间往来，却是一个劲地追逐风水宝地，参拜神仙高人，以求官运亨通。其所作所为，与老百姓的期望大相径庭。

　　一个人心灵和谐、人格干净与否，与他的言貌视听紧紧相联。周敦颐作为廉官文化的代表，始终把言貌视听看作是道德境界的外在表现。他反复强调“铢视轩冕，尘视金玉”的道德境界，向往“孔颜乐处”的场景：

　　“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 《通书·颜子》]这是周敦颐对孔颜乐处的进一步发挥和阐释，也是他“身安为富”富贵观的一种表白。

　　“孔颜乐处”，出典于《论语》。《论语·述而》载：“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是记孔子的话，孔子说，吃着粗粮，饮着清水，弯着胳膊当枕头，这也充满乐趣。用不义的手段得到富贵，对于我好像浮云那样转瞬即逝而无足轻重。孔子在这里表达的就是“富贵于我如浮云”的富贵观。孔子还曾经发表过一通感慨，他说：“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我这一辈子，发愤学习和教学，就是我的最大快乐，以至于忘记了忧愁，总感觉自己还很年轻，不知不觉间就老了啊。

　　是的，一个不追求富贵的人，是没有忧愁的；一个没有忧愁的人，当然是感觉不到衰老的!这一段说的是孔子之乐。

　　同样是在《论语·雍也》中也记载了孔子的弟子颜回，这一次是孔子评价颜回。孔子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孔子对学生颜回的赞扬几乎是由衷的，他两次感慨说“颜回真是个贤人”。颜回吃饭用的是非常简陋的竹器，喝水用的是瓢，住的是陋巷，别人受不了这种困苦，颜回却一生不改变其乐观的态度。

　　这就是儒家反复推崇的“孔颜乐处”，就是乐于安贫，对于孔子、颜回这样品德高尚的人来说，快乐并不在于物质享受，而在于精神情操的追求。自此以后千载以来，“孔颜乐处”就成了是儒学关于人格理想与道德境界的命题，汉、宋以来的儒学大师都把它奉为最高的人格理想与道德境界。那种安贫乐道、达观自信的处世态度与人生境界正是周敦颐所向往的。他从学孔子、颜回之中所产生“见大心泰”的快乐不仅是他以莲自喻、志趣高远、清心寡欲的写照，联想起今天社会上倡导的“高薪养廉”的呼吁，我们不能不怀念周敦颐安贫乐道、无妄无欲的清廉一生，这种“孔颜乐处”不正是对世俗追求富贵名利价值观的纠正，对那个社会官场腐败的针砭么。虽然过去一千多年了，这一针砭仍然可以刺痛人心。

　　官不在大，有廉则名。

　　3、爱惜羽毛：湖湘文化的廉政精神传承

　　周敦颐心灵和谐、人格干净的清洁精神是湖湘文化中一脉相承的体系。

　　首先，这一清洁精神源出于屈原。

　　屈原是最早进入湖湘地理记忆的，且有确切史载的第一人。屈原留给后人的印象，大多是他在湖南的经历。因此，说到湖湘文化，就不得不提及这位“异乡的歌手”。

　　屈原本是战国末期楚国人，史载他是丹阳(湖北秭归)人，湖南湖北都在当时的楚国版图内。屈并不是他的姓，而是楚国三大族之一，他与楚王同姓，曾担任过左徒、三闾大夫。

　　屈原出身贵族，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早年深受楚怀王宠信。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则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在度出现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

　　但在楚国内部，屈原与子兰为代表的另一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再加上秦国派张仪使楚，挑拔楚国内部矛盾，怀王受到蛊惑，楚国投入秦国的怀抱，屈原因而也失宠，遭到流放。楚怀王与秦会盟，被秦国扣留，客死秦国，楚襄王即位后，屈原被流放到湖南的沅湘二水之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屈原悲愤至极，投汨罗江以身殉国。

　　正是在湖南，很多人很多事给了屈原深层的触动，以及湖南人给予屈原的理解和同情，造就了屈原与湖湘文化很深的渊源关系。

　　屈原诗赋中屡屡提到的一个人，便是舜，即“重华意识”或“重华情结”。帝舜即重华，葬于湖南的零陵。历史上，舜曾与三苗部落联盟以及百越百濮等南方部族有着深刻的联系与文化因缘。屈原到湖南后，自觉地把自己的心灵历程导向悠远的舜帝，一方面是自己政治理想的追求，一方面则是自己悲情意识的体现，舜帝这位圣王就成了屈原倾诉政治理想的重要对象，引舜帝为政治知音。

　　屈原诗赋中还经常提到的便是渔父。洞庭湖边的泽国水乡，到处都是靠捕鱼为生的底层百姓。正是这底层百姓的遭遇，更加唤起了屈原的忧患意识和政治抱负。渔父们成为屈原交流、对话的重要对象。屈原的人格和遭遇也得到了渔父们的同情、赞扬并传颂，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些渔父们使屈原死后得以身名不朽。

　　他创作的楚辞《渔父》便记载了他与湖南渔父们交流问答的一些情形：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

　　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

　　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

　　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酾?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

　　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

　　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遂去不复与言。

　　这里，屈原留下了两段经典的对白。

　　一是屈原的自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他认为，这是他遭到流放的原因。

　　而这段话，正是屈原不愿意与世同浮、随波逐流的体现，这种不从众的心理，显然与周敦颐慎独的思想是相关联的，作为湖南人高度认同的一个乡贤前辈，周敦颐无疑深受影响。

　　而渔父的回答，则代表了当时湖南底层百姓的心态：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

　　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酾?(估且承认这句话出自渔父之口。)渔父认为，聪明的人(圣人)都不受外界的拘束，他能够随着世俗的变化而变化，是与“世”俱进的。过去评论解释到这里，多以为渔父是站在屈原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形象，把渔父所说的“淈其泥而扬其波”，“哺其糟而歠其酾”理解为随波逐流，甚至推波助澜。其实，渔父的意思是与其在这里叹息，不如行动起来，淈其泥，淈(gǔ)是枯竭的意思，是把浊泥除干净，不是把水搅浑。《老子》云：“其洸洸乎不淈尽，似道。”淈，就是枯竭之意。把浊泥除干净，水波不就干净了?渔父希望屈原努力去改变它。

　　但是，屈原却认为，这样做，必使自己被污泥弄脏，“蒙世俗之尘埃”。而且凭他的力量显然不可能去改变。但他又希望看到的是一个全新的环境：“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如刚刚洗浴出来的人那样，不容许有半点不干净。可见，屈原是个理想主义兼浪漫主义者。理想、浪漫与现实一碰撞，必然使屈原处于矛盾纠结之中，其痛苦可想而知。

　　二是渔父所唱的楚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这是一首春秋战国时期流行在楚地的一首民歌，原名《孺子歌》。孟子曾提到过它，《孟子·离娄》中记载：“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它并非教人避祸全身，而是教人要刚直进取，心胸豁达。渔父在这里唱这首民歌，很显然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渔父认为，既然改变不了它，那么就不妨去适应它。管它水清水浊，水清时我就洗我的帽子，水浊时就洗我的脚。渔父的超脱与应变，或许是基于环境长期的逼迫而形成的生存哲学。但显然，渔父并没有去埋怨这个环境，因为埋怨是没有用的，怨天则天不必许，尤人则人必不服。环境不允许，我可以改变自己，保持自己的干净、洁身自好。

　　联系到周敦颐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很显然正是渔父那种旷达、自洁心志的承继和发展。

　　无奈，浪漫的屈原与现实的渔父，结果谁也没有说服谁。形成一对矛盾和张力，矗立在文化史上。

　　然而，屈原不与世同流的精神和渔父爱惜羽毛、洁身自好的心志，在周敦颐这里得到了完美的融合，产生出“莲图腾”这一千古廉洁形象和别有韵味的廉文化。

　　考究先秦文献，屈原不见于任何典籍，最早提到屈原的是汉代奇才贾谊，他出任长沙王太傅，初到湖南便从民间听说了屈原的事迹，从屈原身上找到了自己情感与精神的契合点，一篇《吊屈原赋》声动南北，引起了太史公司马迁的关注，司马迁专程南下考察屈原事迹生平，在《太史公自序》中，屈原第一次与文王、孔子并列，享有了崇高地位。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登上前往苏联的列车，苏联汉学家费德林与之同行，两人由《诗经》说到屈原。毛泽东就说：“屈原生活过的地方，我相当熟悉，也是我的家乡么。所以我们对屈原，对他的遭遇和悲剧特别有感受。我们就生活在他流放过的那片土地上，我们是这位天才诗人的后代，我们对他的感情特别深切。”“屈原不仅是古代天才的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毛泽东的这番话，表达了全体湖南人的心声。

　　时隔两千多年，屈原仍然是湖南人难以忘记的一位先辈。汨罗江，也成了流淌在湖南人血管里的一条河。客居台湾的湖南诗人洛夫在诗中把汨罗江称之为“蓝墨水的上游”。埋葬屈原的汨罗江也就成了湖湘文化的上游。

　　在周敦颐的故乡永州，早在唐代，就来了一个文化名人，他就是柳宗元。这是一个北方人，他是被贬谪过来的，并且在永州这个产异蛇的地方，一呆就是十年。

　　在柳宗元谪居湖湘期间，他找到了一个精神知己。“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屈原这个“萧条异代不同时”的知己，成为柳宗元诗文中屡屡被提及的一个。“先生之不从世兮，惟道是就。”这既是赞美屈原，也是自我肯定，也昭示出后世湖湘精神的精髓。因此，后人称道：“柳州诗长于哀怨，得《骚》之余意。”柳宗元不仅模拟屈原辞赋中的思想情感和文体形式，还有创新，如他创作的《天对》即是承《天问》而出，是相隔千年的姊妹篇。

　　在永州，周敦颐爱莲，柳宗元则爱橘。而众所周知，橘，是屈原留给后人特别是湖湘士林的一种精神“吉祥物”。

　　《橘颂》被认为是屈原的一篇代表作：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

　　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

　　深固难徙，更壹志兮。

　　缘叶素荣，纷其可喜兮。

　　曾枝剡棘，圆果抟兮。

　　青黄杂糅，文章烂兮。

　　精色内白，类可任兮。

　　纷緼宜修，姱而不醜兮。

　　嗟尔幼志，有以异兮。

　　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

　　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

　　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

　　闭心自慎，为终失过兮。

　　秉德无私，参天地兮。

　　愿岁并谢，与长友兮。

　　淑离不淫，梗其有理兮。

　　年岁虽少，可师长兮。

　　行比伯夷，置经为象兮。

　　在屈原看来，这生于南国的橘，是一种“后皇嘉树”。意思是橘乃造化所赐，吸天地精华，成一代佳木，绿叶离离，金实灿灿。其最突出的品质便是“独立不迁”、“苏世独立”。 它刚正不阿，无己无私，括然自得却又与世无争。在这里，橘已幻化，橘亦是我，我亦是橘。橘这种树的形象，是屈原以及后来承续屈原精神的湖湘士林那种正道而行、位卑忧国的士心、志洁自净、泥而不滓的心法的象征。屈原的《橘颂》、以及后来流浪湖湘、死于湖湘、葬于湖湘的大诗人杜甫的橘诗、柳宗元的爱橘，构成了一条千年不衰的文化道统。柳宗元不仅住在橘园旁，亲手种橘，而且以橘为药，写诗咏橘，以橘喻人，改迁柳州后，仍然“手种黄柑两百株，春来新叶满城隅”，将自己“闭心自慎”、“秉德无私”的精神情志抒发成一种波澜不惊的状态。

　　柳宗元这种爱橘的这种情结，不可能不给永州后学周敦颐产生深刻的影响。正如，永州的山山水水改变了柳宗元，使身为“潇湘客”的北方人柳宗元，到后来转变为“甘为永州民”；生于斯长于斯的周敦颐同样被永州山水所养育薰陶，培育出他类似的文化气质。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便是周敦颐的故乡道州濂溪，原是潇水的一条支流，其上游有一座神奇瑰丽的岩洞——月岩。明代著名旅游家徐霞客由衷地发出赞汉：“永南诸岩谁最?道州月岩第一!”据悉，周敦颐就曾在月岩读书、静养、悟道。“悟为月岩”，有人认为他是受月岩盈亏圆缺的启发，而写作《太极图说》，构想出这个宇宙本体及形成发展的图式的。后来，他在庐山建濂溪书院，是把故乡刻在心里，世人也因此称他为“濂溪先生”。“濂溪”反倒成为他的别名。岳麓书院的正厅中有这样一幅对联：“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濂溪”，说的就是永州的周敦颐和这条潇水的支流，一语双关。从这幅对联的万丈豪情中，看到的不仅是湖南人文精神的一种大气，更是湖湘文化的一种灿烂的表征。

　　月岩，由石灰石岩围绕而成，远望如城阙，当中顶虚，有东西二洞门。东门长65米、宽40米，西门长105米、宽60米；洞顶空能见天。自东看如上弦月，西看如下弦月，洞顶看如明月悬空。由洞内向弦外看，近处田野阡陌，远处峰峦起伏，白云缭绕，如月宫仙境，月岩由此得名；并因东西两门贯通，又名穿岩。洞内宽敞明亮，冬暖夏凉。洞壁怪石林立，如猫、龙、龟、凤，满壁长灌木、野草。南壁有“仙人床”、石幔、“仙人靴”、“圣水”，北壁有“仙人田”、石笋等，传为周敦颐读书、静养、“悟道”之处。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曾游、宿此洞，《楚游日记》列月岩为“永南洞目”第一。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周敦颐幸甚，湖湘人幸甚。

　　正因为有了这样一条文脉，《渔父》中渔父所唱的：“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就由此养成湖南人“爱惜羽毛”、洁身自好的传统。“爱惜羽毛”，比起慎独，更直观更形象。

　　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说：共产党员“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这里讲的“慎独”，也不过是爱惜羽毛，洁身自好的意思。

　　周敦颐之后，这条文脉并没有因此中断，相反，更加光耀灿烂。

　　他死后不过数十年，就成了湖湘记忆中最可宝贵的传统。历代湖湘学人都对他给予了高度重视，对他的学术思想进行了多方位的诠释、阐发和传承、光大，汇成一条蔚为大观的文化长河。

　　1130年间，胡宏跟随其父亲胡安国，迁籍湖南湘潭，前后在湘潭居住三十余载。父子二人原本福建武夷山人，但三十多年的湖湘生活经历，足矣把他们变为湖南人。他们在湘潭建碧泉书院，在衡山建文定书院，以讲学为志业。湖湘地区的文化资源成了他们治学、讲学的土壤。父子二人成为湖湘学派的奠基者和开创者，尤其是胡宏，成为周敦颐学术文化思想的重要诠释者。而他们本来就是周敦颐弟子二程(程颐、程颢)理学坚定的信奉者。

　　胡宏对周敦颐的学术文化思想研究投入了极大的精力，为张扬湖湘地域学术传统的普遍性意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指出，“今周子启程氏兄弟以不传之学，一回万古之光明，如日丽天，将为百世之利译，如水行地。其功盖在孔孟之间矣。”高度评价、诠释周敦颐及其《通书》的普遍意义和重要地位，的普遍性意义，认为“故此一卷书(指《通书》)，皆发以示人者，宜度越诸子，直与《易》、《诗》《书》、《春秋》、《语》、《孟》同流行乎天下。”确立起周敦颐学术文化思想的道统。[胡宏:《胡宏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61页]胡安也被认为是周敦颐、张载、程颢三家的嫡传(弁宗三语)。

　　此后，胡安国的弟子胡铨应道州太守向子忞之邀，为其创建的濂溪祠作记。胡铨当然知道建立道州濂溪祠对一个地方文化建设的意义，有利于改变地域文化格局，因此，他的记着重于阐发濂溪之学的普世意义。他的《道州濂溪祠记》，论述了周敦颐在承传先秦儒学上的重要地位，强调《通书》与儒家经典的一脉相承。可以通过周敦颐的《通书》，以“合乎《曲礼》之诚”、“合乎《月令》之诚”、“合乎《乐记》之诚”、“合乎《中庸》之诚”、“合乎《大学》之诚”，故而，“由是而充焉，则尽性也，能化也，前知如神也，无息则久也，知天地之化育也，宜皆吻合《通书》之旨。”[胡铨:《道州濂溪祠记》，《濂溪志》卷四，爱莲堂藏版]

　　到了清代嘉庆年间，时任岳麓书院山长的表名曜，他在岳麓创建濂溪祠特祀周敦颐，其出发点和理由便是“(岳麓)书院为湖南学者萃聚之地，濂溪周子为湖南人，尤当建专祠，于从祀外加特祀，以彰俎豆先贤之谊，且以吾乡学者之感发为尤近也。……乡之人有能读周子书、继周子业而勃然兴起者，得非其神灵所默许相而佑启者乎?”[朱汉民主编:《岳麓书院》，湖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8页]

　　因为“濂溪周子为湖南人”，故而应该激励湖湘士子继承其学，使“乡之人有能读周子书、继周子业而勃然兴起者”。这意在激发起湖南人的学术认同和文化自豪感，可谓用心良苦。表名曜没有失望，此后，“读周子书、继周子业”的湖南人不断涌现，并扩大到全国。

　　抗战时期执教于湖南的无锡钱基博先生，指出：“宋之周敦颐，作《太极图说》、《通书》，契性命之微于大易，接孔颜之学于一诚，而以太极人极发明天人之蕴，倡理学以开宋学程朱之性理。”此外，他认为周敦颐是湖湘文化中“为生民立极为天地立心，辅世长民，一本修己”之表率，说道：“然为生民立极，为天地立心，而辅世长民，一本修己，莫如周敦颐之于宋，其次王夫之之于明。”[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长沙：岳麓书社，第1页，1985]

　　罗典(1718-1807)，湖南湘潭人。曾主讲岳麓书院27年，治经论文，启迪后进，弟子门生显达者百数。创建“濂溪祠”于岳麓书院，并为周敦颐立像。

　　欧阳厚均(1766-1848)，湖南安仁人。主持岳麓书院20余年，曾国藩、江忠源、唐训方等人均出其门。曾专门著文，论说濂溪祠应立周子像为主位。

　　陶澍(1778-1839)，湖南安化人。在倡导经世致用即“通经学古而致诸用”的同时，也讲求宋明理学并推崇周敦颐。陶澍视周敦颐为“魁奇忠信材德之士”。[陶澍.陶澍集·诗文，长沙：岳麓书社，1998，第127页] 对周敦颐在理学上的地位，陶澍如此评价：“凡建学，以造士也。三代以上，圣贤盛西北，而集大成于我孔子。及其衰也，濂溪夫子起潇湘，道南诸贤继之，而集其成者，朱子也。”[陶澍.陶澍集·诗文，长沙：岳麓书社，1998，第19页]在陶澍看来，周敦颐振兴理学、儒学于中国学术处于衰微之时，是继孔子之后的又一贤人。

　　咸同之际，以曾国藩(1811-1872)为首的湘军人材群体被誉为“中兴将相”，他们在倡导经世致用的同时，也坚执性理之学，当然也推崇理学之祖周敦颐。曾国藩在《湖南文征序》中，强调周敦颐作《太极图说》、《通书》，“上与《周易》同风下而百代逸才举莫能越其范围也”。[ 曾国藩：湖南文征序]

　　在曾国藩恢宏的思想领域，“诚”具有重要的地位。他的诚信思想与周敦颐的“诚”相通。他还将“诚”应用于实际，提出以“诚信”为原则的外交政策理论。他反对在对外关系中打痞子腔，主张以“诚”打动外人，“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蛮貊，这断不会有错的”[吴永,刘治襄.庚子西狩丛谈，岳麓书社，1985，第109页]。

　　他还认为，对外交往，“总不出一信字，非必显违条约，轻弃前诺，而后为失信也”[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30.岳麓书社，1986年，第49页]。

　　他这种“诚信”理论，后来为郭嵩焘、曾纪泽等人所秉承，也成为清政府对外政策的主导思想。

　　被湘军统帅之一的胡林翼称赞的“上马杀贼，下马著书，仗大力撑持，真秀才，真将军，真理学。”的湘军大将罗泽南(1807-1856)，对宋儒理学推崇备至，“与其徒讲论宋儒濂洛关闽之绪，瘏口焦思，畅衍厥旨。”[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长沙：岳麓书社，第16页，1985]“凛降衷之大原，思主静以研几，于是乎宗张载而著《西铭讲义》一卷，宗周敦颐而著《太极衍义》一卷。”显然，罗泽南对周子之学研究透彻，且学以致用。通过深入研究，罗泽南以宋儒之学治军，取得可喜战果，“以宋儒之理学治兵，以兵卫民，皎然不欺其志。此湘军所以为天下雄，而国之人归颂焉。”[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长沙：岳麓书社，第17页，1985]他与弟子共同探讨切磋理学，弟子王鑫、李续宾、李续宜等湘军悍将，秉承他的理学思想和治军思想，“杀敌致果，卓有树立”。

　　一代学儒王闿运(1833-1916)，主治今文经学，先后主讲过成都尊经书院、长沙思贤讲舍、衡州船山书院、江西大学堂，弟子数千人。而这位主治今文经学的大儒内心深处对周濂溪也是尊崇有加，他曾以“吾道南来，原系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傲视那些藐视他身材矮小其貌不扬的江浙士人。

　　周敦颐淡薄名利、怡然自乐。但他并不逃避社会责任，而是在恬淡中完成自己的使命。这种精神成为后世湖南人的楷模，并且成为湖南人的一种共同精神性格。

　　周敦颐为官一生、执教一生，清廉一生、洒脱一生，无论是其学说，还是其为人为师为官，都堪称后世楷模。近代湖湘学人对周敦颐的治学态度、治学精神、独创精神、辅世长民、清明廉政等精神无不加以推崇和传承。

　　周敦颐为官清廉，曾国藩、胡林翼、郭嵩焘等近代湖南人亦如是。1875年7月28日，郭嵩焘奉诏以兵部侍郎候补，充任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出使英国的外交大臣，1878年兼出使法国大臣。出使期间，郭嵩焘取用公款只薪水与房租两项。并以“廉者君子以自责，不宜以责人，惠者君子以自尽，不宜以望于人”自律。

　　郭嵩焘廉洁自律，与七百年前的周敦颐产生了心灵共鸣，内心世界充满了对周敦颐的无限怀念，曾作诗《爱莲池》一首以表达自己的心绪：“濂溪祠下水平池，惆怅伊人寄远思。曲槛微风花似海，孤亭流水雨如丝。新秋云物空遗宇，异代弦歌忆往时。咫尺馀音通馨欬，从游未此生迟。”[郭嵩焘.郭嵩焘诗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84，第654页]

　　可以说，湖南近现代史上，廉政文化的典范层出不穷，无不发扬了周敦颐的“爱莲精神”，爱惜羽毛，清廉自持。

　　周敦颐为政爱民，陶澍、贺长龄、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亦如是。曾国藩率湘军出省征战，还亲自撰写了《爱民歌》，强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并立下“八本”，其中以“当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最为著称，被后世革命家蔡锷高度称赞，认为有此一语，其他什么话都是多余。

　　周敦颐慎独爱莲，被后世湖南人树为“特立独行之根性”所在。近代湖南著名的革命家杨毓麟(1872—1911)，为宣传革命，于1903年发表《新湖南》，其中提出“我湖南有特别独立之根性”，而这种“特别独立之根性”，在古代，最突出的代表人物就是周敦颐：“且我湖南有特别独立之根性，无所表见，其影响仅仅及于学术，而未大显。盖前则划以大江，群岭环其左而负其后，湘江与岭外之流同出一源，故风气稍近于云贵，而冒险之性，颇同于粤，于湖北与江西则相似者甚少，盖所受于地理者使然。其岸异之处，颇能自振于他省之外，自濂溪周氏，师心独往，以一人之意识经纬，成一学说，遂为两宋道学不祧之祖；胜国以来，船山王氏，以其坚贞刻苦之身，进退宋儒自立宗主，当时阳明学说遍天下，而湘学独奋然自异焉。自是学子被服其成俗，二百年来，大江南北，相率为烦琐之经说。而邵阳魏默深今文尚书三家诗，门庭敞然，及今人湘潭王氏之于公羊，类能蹂躏千载大儒之堂牖而建立一帜。道咸之间，举世以谈洋务为耻，而魏默深首治之；湘阴郭嵩焘远袭船山，近接魏氏，其谈海外政艺时措之宜，能发人之所未见，冒不韪而勿惜。至于直接船山之精神者，尤莫如谭嗣同。无所依傍，浩然独往，不知宇宙之圻埒，何论世法!其爱同胞而惎仇虐，时时迸发于脑筋而不能自己。是何也?曰独立之根性使然。”[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北京：三联书店，1960，第617页]

　　应该说，杨毓麟阐发的三点是颇有根据的，第一、湖南在风气、冒险性方面与云贵、广东相近，然而，周敦颐的学说“其岸异之处，颇能自振于他省之外”；第二、周敦颐“师心独往”，具有独创精神，为“两宋道学不祧之祖”。第三、王船山“自立宗主”，王闿运“建立一帜”，魏源“首治之”，郭嵩焘“发人之所未见”，谭嗣同“无所依傍”，都深刻说明了湖湘士民历来就有一种浩然独立、不囿陈见、另辟蹊径的创新精神，而这种创新精神正是导源于周敦颐的“师心独往”。

　　所谓“师心独往”，是对周敦颐学术思想的全面概括，具体到他的廉政文化思想，正是肯定其以莲自喻、慎独守志、自洁去污的品格，也是对他开创“莲图腾”这一廉政文化理念与形象的写照。

　　正是这一千年不衰的传统，启示了现代湖南的革命先驱。毛泽东等中国革命的开创者都承继并光大了“莲图腾”精神。

　　1961年秋天，毛泽东为答谢周世钊、李达、乐天宇所赠礼物和诗，写了咏叹湖南风物的《七律·答友人》一诗回赠。诗曰：

　　九嶷山上白云飞，

　　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滴泪，

　　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

　　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

　　芙蓉国里尽朝晖。

　　芙蓉国，即指湖南。

　　芙蓉，是莲的植物学学名。但芙蓉之名更广一些，包括木芙蓉和水芙蓉。陆上生长的叫木芙蓉，水中生长的叫水芙蓉，亦即莲。木芙蓉和水芙蓉，都是湖南最常见的植物，生长历史也非常悠久。但中国地理上，不只湖南一省盛产芙蓉，还有很多省份都产。不少城市都以芙蓉为市花。如成都，还称“蓉城”。为什么毛泽东却独独把“芙蓉国”美名送给了湖南呢?

　　我想，这绝不是偶然或者一时兴起之故。

　　其因缘际会有三，第一，杜甫最早称湖南为“芙蓉国”：秋风万里芙蓉国。

　　第二，周敦颐《爱莲说》的影响及其对湖湘文化的贡献。

　　第三，芙蓉也即莲花，最大的特点就是喜阳光，爱干净。

　　刚刚建立新中国不久的毛泽东，政治上有一种“洁癖”。

　　1945年7月4日下午，毛泽东邀请著名的民主人士黄炎培等人到他住的窑洞里作客。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有何感想?黄炎培坦然答道：“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于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显然，黄炎培先生的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中国共产党能跳出这个周期律吗?

　　对黄炎培的坦诚直言，毛泽东当即非常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接着说：“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地方的事，公之于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或许正是出于对这“周期律”的警觉，毛泽东在进入北京之前，就提醒广大党员，要提防“糖衣炮弹”。能不能跳出“周期律”，一是看毛泽东所指出的“民主”制度能否落实到顶层设计，二是要看共产党由革命党变为执政党，环境的变化，过去吃惯了苦、流过了血的干部能否经得起“糖衣炮弹”的袭击?前者关系到制度，后者关系到能否“出淤泥而不染”，懂不懂得爱惜羽毛，会不会去污自洁。

　　毛泽东政治上的“洁癖”，不仅体现在自己廉洁自律、率先垂范上面，而且也体现在他对广大党员干部清廉勤政的要求上。这种“洁癖”，正是“莲图腾”的具体体现，是他爱惜羽毛、去污自洁的具体体现。所以，如今有人说，毛泽东时代没有腐败问题。

　　“芙蓉国里尽朝晖”，寄托了毛泽东对湖南的殷殷期望，他也相信，湖南的风物，湖湘的文化，两相辉映，不会沾染了“芙蓉国”三个字，不会毁坏了“莲图腾”。

　　跟毛泽东一样，其他湖南的革命者也都有着相同或相似的去污自洁意识。给人们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就有彭德怀的“洁癖”和任弼时的“三怕”。

　　天不怕地不怕的彭大将军一生有“三怕”：一怕言过其实；二怕出名；三怕老百姓骂娘。

　　而任弼时的“三怕”则是：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用钱多。

　　更多的湖南人，则是以廉为荣，以洁为志。如做过国务院总理的湖南人朱镕基，就是一个廉洁自赏的典范。早在上海市长任上的朱镕基，就对侄子朱匡宇说：我在上海一天，你就别想升官。宁愿违背一般的人伦常理，宁愿牺牲亲属的利益，也不给人以不廉政的印象，这是何等的“洁癖”，何等的“爱惜羽毛”。此外，他还拒绝堂兄朱经治夫妻为自己母亲修坟。绝少公开题词的总理，2004年为清华经管学院建院二十周年题词中特意题写了四个大字“廉洁自赏”。

　　可以说，从屈原到周敦颐，再从周敦颐到朱鎔基，一条千载以来一以贯之的湖南廉政文化传统清晰可见，这中间，“莲图腾”的印象光灿夺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