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湖湘文化史上的廉官群像

　　打开湖湘文化这部历史，不难发现，清俭自持、艰苦朴素、勤政爱民几乎是湖湘人物共同的一个特征。他们给世人留下的就是一种强烈、鲜明的廉洁印象。可以说，一部湖湘文化史塑造的就是一个集体的廉官群像。

　　这些廉官群体按不同历史时期来分，有这么几个：一是晚清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将帅群体；二是近代以黄兴、蔡锷为首的民国元老群体；三是现代以毛泽东为首的革命领袖群体。

　　一、晚清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将帅廉官群体

　　晚清湖南的廉官群体主要出现在曾国藩时期，也就是湘军时期。不过在此稍早或者同时，

　　还有一些代表人物，在廉政方面也做出了榜样。他们是陶澍、贺长龄等人。

　　陶澍，湖南安化人。嘉庆七年进士。历任安徽巡抚，江苏巡抚，两江总督兼理两淮盐政。陶澍的为官，以清正廉明，体恤民情为特色。任职期间，他大力整饬吏治，革除陋规，惩治腐败，政绩斐然，卓有建树，深得林则徐、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一批廉洁官员的推崇。张佩纶称其“陶实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也”；也被时人称为“晚清人才第一人”。

　　贺长龄，湖南长沙人。嘉庆十三年进士，官至贵州巡抚、云贵总督。史官评价他为官四十年，所到之处，深入社会，了解民情，勤于职守，多有惠政，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官风廉峻正直，平生所取，一准于义，敢于屏却陋规，从不附庸权贵，亦不效法朝中官员对权贵馈赠任何钱物。

　　51岁那年，他才得以出任贵州巡抚。贵州地处边陲，历来是中国最穷困的省份之一，俗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自然条件非常恶劣，人们生活极端穷困。加以贵州乃少数民族聚居之区，人民起义，民族纷争，邦派械斗，此起彼服、接连不断，是全国最难治理的地区之一。贺长龄抚黔九载，深入民间，推行实政兴文教、建义学、种桑棉、劝耕织，促进生产发展勤吏治、惩土豪、禁鸦片、改风俗，安定社会秩序。在贺长龄的治理下，贵州经济有所发展，人民生活也得到改善。

　　他也是积极主张抗击外敌的官员，他提出“安内必先攘外”的主张，禁鸦片，劝农桑，惠民生，设义学，是经世实学的倡导者。

　　他的弟弟贺熙龄也是一个廉官。在担任河南道御史任内，请缉滨湖盗贼，查禁私垸，端士习，惩诬告，严究讼师胥役作奸，陈盐务河工积弊，政绩有声。晚年更是筑室东城，布衣蔬食，名其居曰“菜根香”。

　　唐鉴，湖南长沙人。官至布政使、太常侍卿，晚清著名的理学大师，一生学问、修身皆可为人楷模，深得咸丰帝的赏识和重视。曾国藩在京为官时以师事之，对曾国藩后半生的事业影响很大。

　　李星沅，湖南湘阴人。道光十二年进士。历任兵部尚书、陕西巡抚、陕甘总督、江苏巡抚、云贵总督、云南巡抚、两江总督等职，参与禁烟与鸦片战争抗英、平定太平天国，并有文才，时号位湖南“以经济而兼文章”三君子之一。道光二十八年江淮水灾严重，李星沅爱民如子，发赈收抚，稳定粮价，折银完漕，大利民生。长子李杭病逝后他忧劳成疾，请假回家探亲养病。当时湘阴县知事刘松岭特地在镇朔门外二里墩建“接官亭”(现湘阴县江东路有接官亭街)，大小官员、绅耆近百人在亭前为李星沅接风洗尘，表示对他的敬仰。

　　李星沅一生不爱钱，唯爱书。他的儿子李桓，官至江西布政使，受其影响，也只爱书，把做官的薪俸大都拿来买书，以至于藏书10万余卷。

　　汤鹏，湖南益阳人。湖南大才子，有“凌轹百代之才”之称。23岁即进士及第，官至礼部主事。他与炙手可热的权贵汪廷珍、穆彰阿有师生之谊，本可攀龙附凤，青云直上，但因其性格耿直，不肯折腰屈节，趋时媚俗，长年待职闲曹，不被重用。

　　此外，湖南官员还有官至左都御史、工部尚书的何凌汉、只做过训导却得以入《清史稿》的邓显鹤、官至御史的欧阳厚均、官至总兵的郑国鸿、官至闽浙总督的赵慎珍、担任过广西巡抚的唐仲冕、曾任湖北巡抚的杨健、官至云贵总督的罗绕典、历任浙江、湖北巡抚的常大淳等人，不仅有令人称道的政绩和事功，而且也都是一介廉官。

　　到了咸同之际，湘官随着湘军的崛起而如雨后春笋般遍及大江南北，一时形成湖南人总督天下、巡抚八方的格局。

　　从1853年曾国藩组建湘军起，到同治四年(1865年)即湘军等攻陷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的

　　第二年编纂的《搢绅录》记载：其时湘人之任督抚者10人，包括总督6人，巡抚4人，即：

　　两江总督曾国藩、闽浙总督左宗棠、陕甘总督杨岳斌、云贵总督劳崇光、总督淮扬等处并提督漕运海防军务彭玉麟、直隶总督刘长佑、兵部侍郎、前浙江巡抚曾国荃、湖北巡抚郑敦谨、陕西巡抚刘蓉、署广东巡抚郭嵩焘。

　　开藩陈臬者9人，即：浙江布政使蒋益澧，四川布政使江忠浚，广西布政使刘坤一，云南布政使刘岳昭，直隶布政使唐训方，浙江按察使杨昌浚，福建按察使王德榜，云南按察使赵焕联，湖北按察使唐际盛。

　　另外，还有为监司者7人，为提督者6人，为总兵、副将者32人。以当时全国21行省计(当时新疆、台湾、青海及西藏、蒙古均尚未建省)，湘人之任督抚者12省，居一半强。真所谓“天下人才之盛，尤莫如楚南”。

　　这一时期的湖湘将帅有两个来源，一是出身于贫苦农家，如罗泽南、沈宏富、田兴恕等都

　　出身于贫苦家庭；二是出身于所谓的“诗书之家”。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当然有不少人是既出身于书生，又家境苦咸。最为典型的就是罗泽南。

　　终晚清时期，湖南人先后担任督抚者增至37人，其中任至总督者达17人，除上述6人外，

　　还有刘岳昭、杨昌浚、刘坤一、李兴锐、黎培敬、谭钟麟、谭继洵、袁树勋等人。据钱实甫所编《清代职官表》，晚清时期(鸦片战争以后)历任大学士、军机大臣、部院大臣、各部侍郎、内阁学士、京卿、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学政、驻防大臣、提督、会乡试考官、军事统帅、特派使节、总署大臣、出使各国大臣，以及新设各官等重要职官，共799人，除满蒙亲贵外，计530人，其中湖南籍职官为52人，约占总数的1/10。这些湖南籍官职，家庭条件好的不多，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中下层普通家庭。而且还呈现家族兄弟均位居高官之态势，如曾国藩兄弟、李续宾兄弟、刘蓉兄弟、罗泽南兄弟、江忠源兄弟、钟近衡兄弟、张远兰兄弟，王鑫叔侄兄弟，刘松山叔侄。

　　这样一种人才群众现象一举改变了湖南民众习惯于农耕生活，较少外出经商或从军的传统，形成“无湘不成军”的格局，大大增强了湖南人对社会的责任感，提高了湖南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更为突出的是，这些湖南人位居高官之后，极少因贪腐问题而遭人唾骂，普遍表现出廉洁从政，甚至是清俭自持。

　　下面，我们仅列举一批官至总督级的湘官来分析。

　　先来看湘军统帅曾国藩。本书中我们有专章来介绍他的廉政思想和廉政实践。这里我们只稍稍提一提他独创的“五到”之说：

　　身到者，如做吏，则亲验命盗案，亲查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冒矢石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条理，小条理，终条理，先要放得开，后要括得拢也。眼到者，着意看人，认真看公牍是也。手到者，于人之短长，事之关键，随笔写记，以备蹴是也。口到者，于使人之事，警众之辞，既有分寸又不惮再三苦叮咛也。

　　这“五到” 就是指勤政。所谓“身到”，就是身体要在场，如果身为基层官员，就应该亲自去查验有关人命、盗窃等案情，亲自下乡去调查；身为军官就应该亲自巡视营垒，亲自到战场冲锋陷阵。所谓“心到”，就是心思要在场，首先要能分析问题，大小条理，先要放得开，理得清，最后要能综合起来。所谓“眼到”就是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留心观察他人，认真研读公文。所谓“手到”是指要勤动手，对于人们的优劣是非、事情的关键要点，应随时记录，用以防备遗忘。所谓“口到”是指要勤教育，在差遣属下、警戒众人这样的言辞方面，不但要有公文告知他人，还要不怕烦劳反复苦口叮咛。

　　湘军之所以有强大的战斗力，恐怕不是简单的工资高的缘故吧。作为统帅的曾国藩在廉洁从政方面做到了上述“五到”，基本上囊括了作为领导干部必备的所有条件。

　　而他自己还坚持以日记督廉。曾国藩每天都记日记，其中记载了不少个人的一些过苛过细的自责。他在日记里有一段这样的话：“近来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荡之天，总由于名心大切，俗见太重二端……今欲去此二病，须在一淡字上着意……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

　　再请看他的一段日记：“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真可谓下流矣!”曾国藩在睡梦中，梦见别人得了利益，自己羡慕，在日记中责骂自己“卑鄙”、“下流”，这真正是“灵魂深处闹革命”了!

　　他还有一独门技法，那就是将自己写的日记拿给师友们传看，像今天的微博一样，让他们看了之后，在日记后写评点，有些类似今天的跟贴、评论。目的就是要引入一种监督机制，让师友监督他。

　　有了这样的监督，曾国藩怎么也不好意思违背日记中的反思了。

　　他曾经在日记中写道：“一切事都必须检查，一天不检查，日后补救就困难了，何况是修德做大事业这样的事!” 他所写日记，直到临死之前一日才停止。曾国藩正是在逐日检点，事事检点的自律自省中，一步一步地走向事业的成功，走向人生的辉煌。

　　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写道：当时七八省政权皆在掌握。凡设官任职，国课军需，悉听调度，几若全国听命于一人。顾虽如是，而从不滥用其无限之威权。财权在握，绝不闻其侵吞涓滴以自肥，或基肥其亲族。文忠绝命时，有私产四千万以遗子孙，文正则身后萧条，家人之清贫如故也。

　　江忠源，湖南新宁人。举人出身。他是晚清最早活跃在镇压农民起义第一线的湖南人。又是一个深谙百姓疾苦的人，甚至认为百姓造反，情有可原。他也早最早提出与太平军争民心的人。曾国藩称他“生平未见如此人，当立名天下，然终以节烈死”。事实也证明这一点。他在京城参加科举考试时，有陕西学子邹兴如，祖籍湖南新化，此人身体羸弱，江忠源对他十分照顾。邹兴如病倒在客栈，咳嗽咯血。穷书生无人照顾。江忠源把被子搬到他的房间，和他同住，为他寻医问药，进行专门护理。几个月后，邹兴如病故。江忠源买来棺木，收敛邹兴如，嘱咐他的族人将遗体送归陕西。湘乡学子邓鹤龄当过江忠源的老师，因病咯血，奄奄一息。江忠源护送邓老师南归。病人在路途中去世，江忠源又为他买棺木收敛，将灵柩送回湘乡。江忠源再度进京时，同年生曾如鑨在京师故世，江忠源又将遗体送回他的故里武冈。江忠源行程万里，将朋友的灵柩送回原籍，误了考期，在所不惜。如此的古道热肠，也许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的急公好义声震京师，不仅在湖南人中传为美谈，外省人士也以结识他为荣幸。科举不利，回到湖南之后，江忠源先是镇压了雷再诰起义，后又赴广西镇压太平军。如果当时清军统帅接受他的建议，采取锁围之法，将太平军深沟高垒围困在永丰城，也就不至于发展成震惊十四省的太平天国运动。江忠源以军功升至安徽巡抚，在守庐州城时，因敌我力量悬殊，兵败自杀。

　　江忠源在京城结识曾国藩后，以他为道德之师，开始戒赌修身。他不但自我修炼，还影响了他的几个胞弟、族弟。三位弟弟都先后征战于江南，江忠浚升至布政使；江忠济升至道员，战死疆场；江忠淑以训导而任统领。族弟江忠义，江忠信、江忠朝等人亦与他一起，前赴后继，兄死弟继，转战多省，以至于形成人称“江家军”的集团。他们都以能征善战、光明磊落、爱兵疏财、崇尚节义著称。

　　刘长佑，湖南新宁人，其父因经商而发家，功名为拔贡。道光二十九年，他与刘坤一募乡勇万余人，随江忠源赴广西镇压太平军，历任直隶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他带兵时与将士同甘共苦，为人谦卑，敦厚低调，不争功，不倨傲，因忠厚而受到朝廷重用。但因不善钻营，不谙官场经营之道，以致获罪罢官。在地方治理上，刘长佑亲民务实，清正廉洁，他关心百姓疾苦，减免课税，积极治理灾荒，努力减轻百姓负担。在广西时，他提出拯民生当先清吏治。他先后处置了贪赃枉法的同知何性达，以及私自向越南贩卖肉桂、犀角的马元标等官员，一时官场风气大为好转。为严厉打击官员腐败，给下属树立榜样，他对家人也严格要求，严禁家人因其官位而腐化奢侈。他不准当地官员擅自出入其家人的住所，坚决杜绝行贿受贿。

　　刘坤一，湖南新宁人，他是刘长佑的族叔，但年青于前者。廪生出身，因军功成名。历任两江总督、两广总督。他为政主张正本清源，重视整顿吏治，大力查办贪污，开源节流，与民生息，一度因担心大运河船家、挑夫失业而反对修铁路。甲午之后他成为实际上的疆臣领袖、诸侯之长，成为最重要的推动中国近代化的变法大臣，他的言行举止、价值取向对清廷的决策不无影响。张之洞称他“居官廉静宽厚，不求赫赫之名，而身际艰危，维持大局，毅然担当，从不推诿，其忠定明决，能断大事，有古名臣风”。

　　刘蓉，一生以“求道”作为自己一生最大的奋斗目标，心气高傲，主张为学当匡世济民，力践圣道。著名的“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国家为”名言，即出自于他之口。天下危累时，他以书生领兵，积官至巡抚，不以得失毁誉为意，不以功利为进取。一旦殉国赴义，视死如归。虽至灼体裂肤，陷胸决脰，而处之泰然，不以死生为纤毫顾虑。作为曾国藩的少年好友，曾氏给过他很多做官、在常人看来易于富贵的机会，但刘蓉概然置之。曾国藩给他的评语是“湛默而严恭，好道而寡欲。自其壮岁，则已泊然而外富贵矣。既而察物观变，又能外乎名誉。”

　　劳崇光，湖南长沙人。道光十二年进士。官至两广、云贵总督，时人称他有胆略血性。期间因遭人忌，以对下属营私纳贿失察而被人弹劾，但因其人清廉，未被追究。

　　郑敦谨，湖南长沙人。道光十五年进士，累官至巡抚、工部、兵部、刑部尚书，为官清廉，

　　执法铮铮，铁面无私，人称“郑青天”。他的后代都有他的遗风。如郑敦谨之曾孙郑家溉，清光绪年间进士。伪满洲国成立时，郑孝胥为伪满组阁，邀郑家溉出任尚书府大臣。郑家溉愤斥来人：“苏戡(孝胥字)昏聩，清室岂可复兴，日人又岂可与之为友，这卖国勾当，何为污我!?”汉奸王楫唐亦登门游说，郑家溉说：“我堂堂正正一个中国人，岂能当汉奸作千古罪人!”1944年6月，长沙沦陷，日军侦知郑家溉所在，逼其出任维持会长，遭严辞拒绝，被日兵劫持，当经过檀树塘时，郑乘日兵不备，纵身投入塘中，因水浅，复死于日兵乱刀之下。国共两党对郑家溉的忠烈殉国均表示崇敬，中共《新华日报》撰文颂扬其爱国精神，中共中央委员中宣部副部长徐特立在《解放日报》上赞扬他“以一死全了自己民族气节”。国民政府颁发褒扬令，派湘籍将领程潜在重庆主持公祭。

　　郭嵩焘，湖南湘阴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他与曾国藩、刘蓉都是少年时期即切磋学问、砥砺气节，志同道合的至友。也是晚清末年少有的先知先觉者之一。是他劝说曾国藩出山，在曾国藩初创湘军时间即着手为他募集军饷，后清廉方正，严于律己，规定“不住公馆，不受饮食”，更不受礼。先前深得肃顺、咸丰帝的赏识，入值南书房。后奉命到天津随僧格林沁帮办军务，又到烟台查案、整顿山东沿海税收，采取种种有力措施整顿税务，堵塞漏洞，破坏了官场潜规则而被冷落。受到打击后，郭嵩焘仍然不肯同流合污，力图起弊振衰。经过多次波折以后才得以担任广东巡抚。他懂经济，善于理财，但曾多次担任肥差，但一尘不染；他懂洋务，善于外交，但他的远见与时人格格不入；他对官场腐败有着透彻的认识，也对清除腐败有着自己的见地，但他急迫的心情却遭到了巨大的挫折。

　　李兴锐，湖南浏阳人。出身农家，家境贫寒，后追随曾国藩，担任湘军粮官，后又担任两江总督衙门营务总管，足见其人清廉，觉得曾国藩信任。曾国藩死后，他历任闽浙总督、两江总督。

　　黎培敬，湖南湘潭人。咸丰十年进士。其人事迹不大为人所知，但史载，黎培敬办事能力强，又很清廉，其间虽然得罪朝廷，却仍然受到同僚信任，先后担任贵州巡抚、漕运总督。在职期间始终洁身自好，喜欢兴办公益事业。

　　谭钟麟，湖南茶陵人。咸丰元年进士。官至陕西巡抚。民国元老谭延闿即是他的第三子。在为官时，他觉得陕西回民的赞誉。并且在陕西大旱期间，他一面大力赈灾，一面严惩贪官。后又历任浙江巡抚、陕甘总督，特别注重减轻百姓负担。任职陕甘总督六年半期间，陕甘的经济发展，特别是财政收入、百姓余粮增长了10倍，为新疆建省作出了积极贡献。后因眼疾而辞职。晚年，他还历任工部尚书、闽浙总督、四川总督、两广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是晚清末年政绩卓著的官员之一，同时既是反侵略的著名义士，又是反对变法的守旧派。但不管附着什么标签，从政四十三年的他，始终都为人刚正，不改一介廉官之声名。

　　谭继洵，湖南浏阳人。咸丰十年进士。他就是著名的维新人士谭嗣同之父。但与其子维新思想不同，此老却是一个偏于保守者。他幼年丧父，家境清贫，景况凄惨。中进士以后，在户部任职长达17年。任职期间，他深知时事人生的艰难，处世谨慎，办事勤勉。掌管农曹时，提出农曹是度支所总，国计民生所系，希望自己能作出一些有裨于世的好事。

　　1874年，他奉旨简放坐粮厅监督，驻北京通州。坐粮厅监督为清代有名的肥缺，其中营私舞弊、贪污中饱层出不穷，尤以通州交卸漕粮弊病最为突出。谭继洵到任后，力加整顿，督促部下按时完成交卸，“涓滴归公，举向日积习为之一新。”谭继洵不避繁难，勤于任事，连续三年受到嘉奖，奉旨以道员用，赏加二品衔。3年后到甘肃赴任，着力整顿吏治，减免厘税，安定地方，促进经济发展，受到陕甘总督左宗棠的高度称赞。1889年，他任湖北巡抚，量时度宜，勤求教养之方，革故鼎新，兴利除弊，禁止胥吏扰民。虽然由于天性谨慎，不敢附从维新，但他却始终坚守了廉洁从政的底线。

　　袁树勋，湖南湘潭人。家贫失学，砍过柴、放过牛、务过农，做过小生意，当过税收小吏，后投湘军。历迁至道员、山东巡抚、两广总督。在清朝外交上，他是一个难得的对外强硬派人物。他曾公开表示，“如有一分之力，即当尽一分之心，去留利害，在所不计。”后因奉旨办理章太炎、邹容等的《苏报案》，镇压反清爱国志士，遭到民意攻击

　　作为反清爱国志士的对立者，袁树勋也赢得了“贪色贪财”“非正人也”的声名。时人还撰联讽刺他：

　　树立无存，但知藏污纳垢，细流同归于海；

　　勋功何在，除却贪财好色，其余皆不足观。

　　树勋是他的名，海观是他的字，都嵌入其间，堪称妙对。然而，其论却不公道。且不说他在任职山东巡抚、上海道期间，惩治贪污，削减冗员，降低官员薪水；从容应对租界势力，殚精竭虑为华民排难，早赢得广为称道的名声，其爱国忠君之心还体现在阻止洋人实力越界，支持本国绅商，有理有节捍卫国家主权，也一直为时所感戴，上海绅商士民还为他立碑歌颂。

　　他不仅捐助开办湘潭师范学堂，捐助明德学堂、湘潭育婴堂、保节堂，费资数万两；在广东，设立广东大学，改革盐税，停征诸饷，奏请召开国会等，这些都有目共睹。

　　但是，他辞职以后，却依然有人对他不依不饶，其中就有以敢于指名弹劾著称的御史胡思敬，他列举了袁树勋从湘潭到上海、从山东到两广的仕宦历程中屡次“贪污受贿”“多方搜括”的“证据”，“致资600万，当时湖南富豪，举无与比”。只是这次总清算，没有得到朝廷的支持。此人任职三年，上疏48次，大多如此。有人据此称其并非廉吏，实有不当。

　　左宗棠的廉洁在晚清封疆大吏中是出了名的。他的清廉表现在俸银以外的钱分毫不取。《清史稿》上说：“宗棠初出治军，胡林翼为书告湖南曰：‘左公不顾家，请岁筹三百六十金以赡其私。’曾国藩见其所居幕狭小，为别制二幕贻之，其廉俭若此。”又说他志行忠介，亦有过人。廉不言贫，勤不言劳。待将士以诚信相感。善于治民，每克一地，招徠抚绥，众至如归。论者谓宗棠有霸才，而治民则以王道行之。

　　在廉政方面，左宗棠首先处处以身作则。他认为，“吏治之振新，全在上司精神贯注”。

　　晚清的地方官吏，除去廉俸之外，还有许多合法的灰色收入，叫做“陋规”，左宗棠在陕甘时，对各种陋规大加禁革，自己于廉俸之外分文不取，并且向所有的属吏发布“通饬”:“凡遇庆贺礼节，概应删除……其有专差呈送礼物者，尤干禁例”，坚决杜绝官场里行贿送礼的歪风。在用人方面，他从不徇私，四个儿子，没有一个留在身边，他的女婿要求随丈人当官，也被拒绝。在陕甘时，许多族人亲朋前来求事，但都被婉言打发回去。光在肃州一地，支付这些人回乡的路费，就达四千多两。

　　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按惯例兼有茶马使一职十年之久。兼茶马使是有薪俸的。左宗棠却从未动用过这笔钱，也没查看过问。离任时，他一文不取地交给继任者。他说：“国家待我不薄，我既然有一份正饷，便不宜领取另一份兼饷，这是为国效劳的最低要求。”后来建兰州黄河铁桥，便是用的这笔钱，人们把这桥称为“左公桥”。

　　左宗棠掌握西北军政大权十多年，坚持不许下属送礼，在进驻肃州后，为杜绝地方官进谒见礼，他发了一道通令：“如有专差呈送礼物者，是公然违反禁令，已早告谕文武官员拒绝不收。”

　　左宗棠不仅分文不取廉俸以外的钱财，份内的廉俸收入，绝大多数被他用于公事，每年只有很少部分被寄回养家。同治八年，湘阴水灾，他捐银一万两；光绪三年，陕甘大旱，他捐给陕西一万两，甘肃庆阳三千两。他自费刊印了大量书籍，如“四书五经”、“棉书”、“种棉十要”等等，分发陕甘各地，以期恢复那里的文化教育，指导百姓发展战后的生产。为了巩固西部的国防，他指挥部下大修兰州城墙，建西门城楼的材料费户部不准报销，他就用自己的廉俸支付了。这类例子极多。

　　左宗棠从为人幕僚一直到封疆大吏，从不苟且收取一钱。所得犒赏，全部拿出来与将士共享。他生活节俭，穿的衣服惟有棉衣棉絮，遇见朝见祭祀大典，也只穿呢毛而已。当初任巡抚时，有一新任知县穿着华丽衣服来谒见他，左宗棠不准他赴任，说，“百姓脂膏有限，那堪供他刻剥啊!况且，县令是亲民之官，须事必躬亲，别弄脏了他的衣服，可惜了。于是，属吏都崇尚俭朴，官场风气为之一变。

　　1881年，在新疆立有大功的左宗棠奉命进京，却在崇文门外吃了守城官的闭门羹。崇文门是清朝官吏、百姓、货物进入京城缴纳税银的门关，门卫要收门钱。按左宗棠的情况，他得缴纳四万两银子。左宗棠拒绝支付，并称是皇帝叫他到北京来的，如果向皇帝报到也需要付钱，那么这笔钱应由朝廷来付。他表示自己一文钱也不会给。相持之下，在城外滞留数日，才得奉旨进城，到底没付门费。

　　左宗棠的“西师”军饷要靠东南各省来分摊，本来就捉襟见肘，十分紧张，而左宗棠又赈济和安置了大量的回、汉各族百姓，向所有被安置者无偿提供耕地、房屋、口粮、籽种、农具、耕畜，这项开支十分巨大，而清廷则从未为此拨款，完全要用军饷支付。这样，就使西师本来就十分严重的军饷短缺情况更加雪上加霜。士兵们一年下来，除了春节可以领到一个月的满饷外，其余时间只有少量的盐菜津贴。即使如此，他们还要在作战之余，从事大量的垦荒屯田、修桥筑路、打井开渠、植树绿化等工作，在西北地区，至今留有大量的遗迹。是什么原因使这支长年领不到军饷的军队能够正常运转，在出兵新疆时，又以极其旺盛的士气，将盘踞那里十多年的阿古柏匪帮，一举赶出国门，再以强大的军事实力，迫使沙俄让步，交还了已经被其吞入口中的伊犁地区呢?

　　我们看看西师的官员们是如何廉洁自律的，就可以找到答案。

　　刘典，长期担任左宗棠的搭档，帮办大臣。在陕甘时，由于军饷短缺，他“锐然以减饷自任”。收复新疆的时候，左宗棠驻肃州，他坐镇兰州，西师全军的军饷都由他掌管调拨，经手的款额极大，却从不动用公款办自己的私事。刘典的住处，“环堵萧然，一如寒素”，完全不像一个大官的居所。后来，他病死军中，全家老幼无以为养。左宗棠痛悼不已，从自己的廉俸中拿出六千两银子为刘典治丧并安顿他的家人，却不去动用分毫公款，以符合刘典生前的习惯，使他“不污素节”。

　　刘锦棠，湖南湘乡人。10岁时其父参加湘军，战死。成年后，以为父报仇的心态参加湘军，积功而成湘军后起之秀。26岁时，叔父刘松山战死，他奉左宗棠之命接管叔父所部。尔后跟随左宗棠出征新疆，成为进疆清军的中路统帅，累立战功，接替左宗棠署理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先后平定北疆，进军南疆，一路捷报频传。为新疆建省立下汗马功劳，不久出任首任新疆巡抚，开始规划、巩固西北边防。但是他对做官兴趣不大，多次要求开缺回湘。但当听说法国人占领越南，攻占谅山时，主动请战。作为新疆建省后的第一任巡抚，离职前，将朝廷补发所部欠饷四百万两，“辇致藩库，以备新疆缓急，而不以上闻。”他回家之后，因贫乏至极被寡居待养的婶母痛骂致病。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前夕，朝廷召他赴辽东抗日。刘锦棠抱病起程，在路上中风，不久去世。人们打开他的遗箧，里面除了几份关于时局的奏折之外，一无所有。

　　张曜，是进疆清军的南路统帅，他“居官四十年，不言置产事，性尚义，所得廉俸俱散尽”。

　　金顺，是进疆清军的北路统帅，1885年，他在伊利将军任内奉诏赴京，死于肃州途中，“身后不名一文，几无以为殓，寮采醵金，丧始归，部伍缟素，步行五千里至京者，达二百人云。”

　　西师的领导班子成员个个两袖清风，其他文武官员中位高权重而又洁身自好者，也大有人在。

　　提督高连升，级别也相当于现代军队的中将了，他平时“自奉最约，任实缺提督多年，廉俸均充公用。”由于他“家无担石，两亲尚在，甘旨缺如”，左宗棠和刘典商议之后，打算凑一点钱让他寄回湖南老家，“为之薄谋菽水，聊资赡养，而高连升以欠饷已久，义不可先顾己称，坚辞不受。”

　　周崇傅，道员，“廉悫成性，痛绝浮靡习气”，在新疆任职期间，他掌管的衙门里居然“未尝举火，惟就市买馒饼充饥，以汤茗待客，自饮凉水，公服之外，惟敝裘一袭。”左宗棠任两江总督之后，他也被调到江苏，依然“未改常度”，周围的人对他表面上敬畏有加，背地里议论纷纷，说他“矫情”。左宗棠找他谈话，劝他“勿仅以操守一端自见，致遭流俗之忌。”而这位道员却依然安之如故，我行我素。

　　陶模，在任甘肃秦安县令时，县城里曾聚集过大量难民，每天都有人死去。陶模开始时只是每天带着衙役清理尸首，及时掩埋。可后来死的人越来越多，陶模再也看不下去了，就用自己的钱来开粥厂，仅仅几天，他便倾家荡产，再也没有钱买粮食了。这时，县衙的库房里还有一大笔银子，可要动用这笔钱，必须经上司批准，否则，将获严谴，甚至被杀头。而这时县城的难民越聚越多，嗷嗷待哺，若呈递公文一级一级审批，已经根本来不及了。他把心一横，拿出这笔钱，将粥厂继续开了下去。后来，左宗棠知道了这件事，不仅没有处分陶模，还夸他是“天下第一循吏”，不断提拔重用，这位县令最后当上了总督。

　　毫无疑问，当时的西师，拥有许多两袖清风的文武官员。

　　就在西师出兵新疆之前，有一大批朝中的权贵站出来，一致主张放弃新疆。这时候，左宗棠已经六十三岁了，他完全可以不去得罪这些权贵，告老还乡，回湖南安度自己的晚年。如果他坚持出兵新疆，万一吃了败仗，那些人决不会善罢甘休，到时候，等着左宗棠的很可能是身首异处，祸及满门的结局。然而，在大敌当前，山河破碎的情况下，左宗棠毅然力排众议，出兵新疆，直至扛着自己的棺材，奔赴抗敌前线。这种完全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的壮举，也许算得上廉介的最高境界了。在他的影响下，西师出现那么多的廉吏，是很自然的。这一批职务很高而又两袖清风的文官武将的存在，当然会对全军的士气产生巨大的影响，其结果，人们已经看到了。

　　1885年，左宗棠病死在福州，他在自己的遗折中这样说：

　　“方今西域初安，东洋思逞，环视眈眈。若不并力补牢，先期求艾，再有衅隙，愈弱愈甚，振奋愈难，虽欲求之今日而不可得。伏愿皇太后、皇上于诸臣中海军之议，速赐乾断。凡铁路、矿务、船炮各政，及早举行，以策富强之效。然居心为万事之本，臣犹愿皇上益勤典学，无怠万机；日近正人，广纳谠论；移不急之费以就军食，节有用之财以济时艰；上下一心，实事求是。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二、近代以黄兴、蔡锷为代表的民国元勋廉官群体

　　谭其骧先生说，“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清末湘军成为近代湖湘文化的转折。湘人杨笃生亦说，“咸同以前，我湖南人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亦几不知有所谓对天下之责任。知所谓对天下之责任者，当自洪杨之难始。”湘军造就大批人才的结果的同时，也造就了光灿夺目的湖湘廉官群像，形成了独特的湖湘廉政文化。

　　湘军之功业，是伴随着湖湘经世学风、探求有益于国计民瘼之方法、实现经邦治国的理想而产生的。这种风气逐渐成为湖南人的一种文化心理积淀――湘军情结，进而影响到湖南人的政治价值观。如汤增璧说：“湖南人士矜气节而喜功名。”他们以经世为志，以治世为本，以前贤为榜样，以气节相标榜，以天下为己任，置生死于不顾，弃钱财如粪土，为中国文化中这一片区域文化打上了具有鲜明的湖湘特色的文化烙印。正如湘籍学者章士钊说：“湖南人有特性，特性者为何?曰：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进入官场，并实现他们治国安邦、经纬天下的大志，成为湖南人主流的价值选择。

　　与此同时，湘军情结也造就了湖南人恃才傲物的负面心理，以至于相当一段时间内，湖南人还沉醉于湘军胜利的虚骄之中，不能接受任何新思想、新事物。对外国、外国的人和物，都一律采取坚决排斥的态度。湘军之后的湖南，一度成为守旧派的天下，甚至远甚于其他各省。

　　幸而湖湘经世学风和湘军的责任担当意识并没有被中绝，受此影响的维新派，在守旧派的围攻厮杀中冲出重围，形成为全国维新运动中一支最激进、最有战斗力的新军。也正因为与守旧派的斗争，其时间之长久、论争之激烈、规模之巨大、参与之广泛，都是全国各省所绝无仅有的，所以，湖南又成为当时“全省最富朝气的一省”，也因此培养和锻炼了湖南的一大批革新人才。

　　特别是时务学堂、南学会等出现后，湖南民气一开，各县州府私立学校纷纷并起，小学会尤盛，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沈毅之才，遍地皆是，其人皆在二三十岁之间，无科第、无官阶、声名未显著者。“自此以往，虽守旧日争遏抑，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湖南之士之志不可夺矣。”

　　而被视为守旧派的实力则不可小觑。光绪年间，湖南人位至尚书、巡抚等朝廷重臣和方面要员有：周寿昌、谭钟麟、谭继洵、李兴锐、魏光焘、龙湛霖、曾纪泽、王之春、刘锦棠、张百熙、夏时、徐树铭等。他们站在清政府立场上，忠诚于他们的信仰，反对变法维新。但是，即便如此，他们都有值得称道的政绩和廉洁的形象：有的在收复新疆、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中站在爱国立场上，曾建立了功劳，如刘锦棠、曾纪泽、龙湛霖、魏光焘、张百熙、瞿鸿机等。有的勇于任事，注重吏事，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如徐树铭、李兴锐、谭钟麟等。有的虽不支持变法，但在一定程度上主张学习西方，提倡洋务，支持新学，如曾纪泽、龙湛霖、张百熙等。有的人甚至一开始就是洋务革新与维新力量的发起人或中坚，如王先谦、黄自元、张祖同等人，其中王先谦是最突出的代表。王先谦是同治四年(1865)进士，曾任国史馆编修、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光绪十五年(1889)回湘，主讲于思贤、城南、岳麓书院，任湖南学务公所议长，是湖南士绅的领袖人物。积极主张办洋务，参与经营过湖南机器制造、发电、火柴、采矿、冶炼等企业，为士绅投资工矿业的榜样。湖南维新运动初期，曾参与时务学堂、南学会的筹建，改革岳麓书院课程，增加算学、外语等课程。只是到了后来，因为在经营理念上与人不合，才突然转变为保守派。

　　因此，不管是保守派还是维新派，不管在朝还是在野，这时的湖南人依然坚持忧国忧民、清廉自持的操守与品性。可以说，维新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冲折，是立场、信仰的冲折，与他们的个人利益关系不大。

　　如王先谦，忧国忧民之心昭然，他前上奏，希望“疆吏多一分尽心，则民情多一分固结”，在江苏学政任上，还疏请筹办东三省边防，罢三海工程，弹劾巡抚徐之铭、太监总管李莲英等。他勤于政事，办事效率极高。在历任学政中能把全部考卷均亲自过目的只有他王先谦一人。他一生“名心素淡”，为官也“不喜冠盖逢迎”，面对晚清龌龊之官场，他具有“不欲与流俗为缘”的淡泊之志，其屡著文赋诗，钦佩那些以瓢饮为乐的“高贤”，挪揄那些满身铜臭的“名士”，甚至对做官并无留恋，学政任期一满，他就以生病为借口辞官回湘，致力讲学生涯，成为岳麓书院最后一任山长，清末全面研治经史子集的一代宗师。

　　王先谦在民族危亡之际，又能走出书斋，一面大声疾呼，一面着手创办民族工业，给湖南的社会风气以极大的震动。光绪二十三年(1897)，王先谦看到“失业人多，潜聚省城，流为匪类”的情况，加之当时整个湖南都充斥着日本的火柴，为了与其竞争，先谦又和张祖同、刘国泰等一起集资约三万两，办起了湖南第一家私营的火柴公司――“和丰”火柴公司。招募本地的无业游民人厂作工，“计养活者，约七八百人。”1903年，王先谦联合他人成立湖南全省矿务总公司，抵制外国人到湖南开矿，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精神。

　　湖南维新派中的代表人物中还产生出多位敢于舍命的英雄式人物，一如当年湘军“不要命”的风范。如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因新闻言论触怒政府而被绞杀的记者沈荩，因抗议日本，第一个在东京大森海湾投海自杀以警国人的陈天华，以及辛亥前夕因忧愤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投利物浦大西洋海湾以身殉国的杨毓麟等。

　　中华民国建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给陆军部的命令中专门表彰了湖南革命烈士陈天华、杨卓霖、杨毓麟、郑先声：“按民国缔造之初，匪一手足之烈，睹兹灿烂之国徽，尽系淋漓之血迹。以上诸烈士，或谋未遂，而身赴曹市，或难未发，而瘐死囹圄，或奋铁棹之一击，或举义旗于万夫，或声嘶去国之吟，或身继蹈海之烈……”

　　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人，其爱民忧国的精神更为突出。谭嗣同虽然只是“晚清思想界的一颗彗星”，但是他舍身就义的形象却至今刻在人们心中。唐才常，作为谭嗣同的挚友，1900年组织自立军，在武昌密谋起义，后因联络不畅，形成孤军，战斗三天而败。被捕后，张之洞审问他，他说：“此才常所为，勤王事，酬死友，今请速杀!”一如谭嗣同的慷慨赴死。

　　曾经与谭嗣同、唐才常等创办时务学堂、南学会培养维新人才的熊希龄，同样是一个敢于杀身成仁的人。熊希龄，字秉三。湖南凤凰县人，故亦称熊凤凰。光绪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后六旬万寿甲午恩科考取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后回湖南助陈宝箴、黄遵宪，力行新政。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任湖南时务学堂提调，戊戌政变时被革职，禁锢于家。后得端方援引，充当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的参赞。又调奉天盐运使。武昌起义后到上海，与立宪派张謇、梁启超等拥护袁世凯，走向共和，任财政总长和热河都统。1913年袁世凯解散国民党，他和梁启超、张謇等组阁，任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次年签署解散国会命令，但不久就去职。去职之后转而专心慈善事业，1928年任国民党政府赈务委员会委员，1932年任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会长。晚年倾注全力办香山慈幼院。熊希龄的独生子是残疾人。他下肢瘫痪畸形，上肢手掌残缺不全，头大，生活不能自理。但是，熊希龄断然将自己的家产，全部捐给社会慈善教育事业。观其一生，思想与行为的主线都是爱国。

　　继维新派之后崛起的民国革命人物，他们的爱国思想和廉洁行为，一样光耀千秋。这一时期形成了以黄兴、蔡锷为代表的一批湖湘廉官群体。

　　一、黄兴：为民国名疆利锁皆可抛

　　黄兴，号克强，长沙人。出身于世代官绅之家，却较早接受了革命思想，走上职业革命家之路。他的革命经历与革命业绩有史可秉。他是第一个打出“中华民国”旗号的革命家，建立或组织过多个革命政党，先后发动、领导10余次起义、革命，是与孙中山齐名的领袖，也是中华民国的创建者与领导者之一，被章太炎称为“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这位法国人眼里的“中国革命之拿破仑”，既是革命的实行家，又是清廉的政治家。辛亥革命时期，斐声中外的黄兴被人视为继袁世凯之后最适宜的总统继任者，他完全具备做领袖的条件，但他却抱着“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的信念，自愿担任配角。从同盟会时期到民国初年，他从来都不曾想过要从孙中山手中夺取领袖地位。几次倒孙风潮中，黄兴考虑的都是革命的生死问题，而不是个人名位问题。这样的机会曾一次次地出现在他面前，但他每一次都是坚决地拒绝了，并一直坚定地维护孙中山的主角形象。民国建立之初，他被独立的各省最高票数推举为大元帅，组织临时政府，后又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但他却不接受，而是推举即将回国的孙中山。有人甚至认为，民国的江山是黄山打下来的，为什么要拱手让给孙文?对此大惑不解。其实这就是黄兴。他曾这样表明心志：“盖自束发读书以来，即知立志自爱，凡一切谋利禄、争权势与夫寡廉鲜耻、卑鄙阴贼之念，不待禁革，早能自绝于心。”其大公无私、顾全大局、谦让高风的态度，赢得了多数民国元老乃至于后世人的敬重。

　　后来，民国政府迁都北京，黄兴担当南京留守。当时不少人认为，黄兴此时统辖南方各军，以声势而言，几乎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从实权论，也掌握了数十万军队，可以和北洋军阀抗衡。曾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内务次长的居正回忆说：“故在同盟会骨子里，总统虽退，而有留守保持此势力，假以时日，整理就绪，则袁氏虽狡，终有所忌惮，而不敢别有异图。”《泰晤士报》驻南京记者福来萨说“黄兴的地位相当于一身而兼六个总督”、“统治着大约四分之一的中国”。1912年5月10日，莫理循写给温秉忠的信中赞誉黄兴：“我越理解黄兴将军，也就越钦佩他的高度才能和决心。”5月13日，黄兴致电袁世凯请求撤消南京留守。同盟会内部对此颇有不以为然者，谭人凤就赶赴南京，并当面劝告：“阁员去职后，所恃以保障共和者，君一人而已。何忍放弃责任，博功成身退之虚名?”5月27日，蔡锷读到黄兴要求辞职引退的通电后，致电袁世凯及各省都督，认为“破坏易，收拾难，建设尤难”，劝说黄兴“功尚未成，身何能退!”黄兴一概不为所动。居正也说，读了黄兴自请辞职及告军界书，可以看出他的“苦心孤诣，高风亮节”，“愧死天下后世之拥兵自卫者，不诚高人一等哉!”

　　1912年9月7日，袁世凯授黄兴为陆军上将。他两次致函辞谢。当年“双十”节，袁世凯又授予孙中山、黄兴等七人大勋位，黄兴当即复电谢绝。随后袁世凯派人将陆军上将的委任状与勋章、授勋令一起送到上海，还送来了几件礼物和两匹英国种的枣骝玉点马。黄兴严肃地对儿子黄一欧说：“这有什么用，你知道吗?这是袁世凯的笼络手段，可是我不会上当的。这些东西都要退回，把马留下来。”黄一欧问他：“为什么要留马?”他说：“因为将来还要我打仗的。”他随即将特任状、授勋令、勋章及所有礼物都退回去了，只留下两匹马。”

　　黄兴育有8个子女，其中长子黄一欧是同盟会最年青的会员，后来继承父亲遗志，加入国民党，历任川军北伐军第一路军司令、广州国民政府参事，安徽省槽运局长以及天津特别政府参事。后从事反党活动，1941年辞官回湘，从事实业，湖南解放前夕，黄一欧团结在湖南的辛亥革命老人，积极行动起来，劝说驻湘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放下武器，为湖南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

　　三公子黄一寰，曾留学日本。当时正值日本侵略中国，一寰强烈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被日本当局逮捕下狱。获释后回国，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后参加远征军，途中双目失明。

　　幼子黄乃，才华横溢，日本留学期间加入共产党，抗战中投奔延安，成为延安十大公子、十大才子之列。后来成为中国盲文之父。

　　二、宋教仁：为宪法流血第一人

　　宋教仁，湖南桃源人。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领袖、理论家。他在发扬资产阶级革命思想、领导推翻帝制的武装斗争、草拟资本主义宪政纲领、以议会方式反对袁世凯专制等方面的业绩，是永载史册的，最后被人暗杀，成为中国为宪法流血第一人。而他在25岁那年，即为中国领土的完整做出过杰出贡献，更表现出不为名利所折的清洁品质和爱国精神。

　　1907年春天，宋教仁到东北，联络当地反清武装力量。到东北后，他得知日本正在密谋侵吞中国东北领土。在长白山东南，有一块纵十里、宽一里的滩地，历来属于中国。朝鲜谐称之为“垦土”，译音“间岛”。日本早就觊觎这块土地，作为向中国扩张的跳板。日本的报刊大造舆论，硬说“间岛”是“朝鲜的属地”。日本在朝鲜的殖民当局向该地派出警察，设立了派出所，受日本参谋部操纵的长白山会，也在为日本侵吞“间岛”制造假证据。

　　宋教仁闻此义愤填膺，通过日本友人片山潜介绍，装扮成日本人，假名贞村，打入长白山会。他在这一带进行了实地考察，搜集了第一手资料，还将长白山会制造的全部伪证拍照携归。路经朝鲜时，宋教仁到汉城图书馆，查阅了各种有关资料。随后又返日本，在帝国大学图书馆翻阅了大量文献图籍。经数月努力，宋教仁在缜密考证基础上，写成了《间岛问题》一书。书中宋教仁援引了大量中国、朝鲜、日本的历史、地理文献典籍和公私记载，并运用自己丰富的国际法知识，论证“间岛”地区从周秦以来一直是中国设官管辖之地，揭露了日本的侵略野心。

　　《间岛问题》书成后，日本当局深恐清政府以此为据，戳穿其编造的伪证，先是离间，劝说宋教仁不要帮助他的敌人；后又提出以巨款来购买该书版权。但宋教仁富贵不淫，拒卖书稿，以民族大义为重，向多次想害自己的清政府提供了有关资料。

　　7月，中、日就“间岛”问题进行交涉。清政府因有宋教仁的书稿，使日方制造的谎言和伪证难以成立，被迫放弃侵吞阴谋。当然不能说“间岛”地区主权的捍卫全在于宋教仁的一本书，但这本书在“间岛”谈判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正因为此，人们在论及此事时，谓之为“一本书捍卫一块国土”。

　　袁世凯曾致电驻日公使馆赠送宋教仁二千日元，为宋婉拒。他说：“吾着此书为中国一块土，非为个人之赚几文钱也。”慈禧太后曾拟赏他四品京官，他也加以拒绝。他说：“吾本革命党人，乌能为清政府官，但能为祖国尽力者 ，生死以之，不愿为官也。”自此以后，日本官方将他看作中国派来的密探，而留日学生中有人骂他卖党交结官吏。处身内外夹攻的困境中，他不以为意，不改初衷。

　　宋教仁曾出任唐绍仪内阁农林总长。在短短几个月任期内，他政绩突出，特别是树立了清廉俭朴的政风。他的“农林部咨财政部五月分决算清册”，明账细目一清二楚，在民初北京政府各部门中堪称凤毛麟角。宋教仁是将政治原则看成高于个人私利的。当袁世凯感到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时，企图用50万元巨款拉拢宋教仁，但遭到宋教仁的坚决拒绝。有人提醒宋防备袁世凯下毒手，吾一生光明磊落，平生无夙怨无私仇，光天化日之政客竞争，安有此种卑劣残忍之手段。直到临终，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国家的基础(“国基”)和人民的幸福(“民福”)。

　　三、蔡锷：澹泊明志、夙夜在公的民国廉将

　　蔡锷，湖南邵阳人。近代中国杰出的军事家，民国元勋。年青时留学日本，对国家衰微、世风日下而忧心仲仲，痛感“清廷之腐败，批政杂出陷国家于危险， 置生民于涂炭”，表示“为国计民生， 能不将清王朝倾覆?” 并且英勇果敢地投入了推翻封建清王朝的斗争。1911 年在云南发动起义，宣布云南独立。此后又坚决与复辟势力进行斗争, 他说:“我们自知力量有限, 未必抗得过他们, 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 非拼着命去干一回不可。”

　　治理云南时期，蔡锷政绩斐然。1 91 2年1 月, 他第一次给自己减薪。他签发都督府文告宣示：“滇中反正, 得诸君同心戮力, 共济艰难, 本应厚精以酬劳绩。维诸君夙明大义, 共体时艰, 即前日举义与现在奉公, 愿以救群众幸福, 而非为个人之荣利, 此次减薪办法无不乐赞其成。” 他将自己的薪金从16 0 元减为1 20 元。1 91 2年6 月，下达第二次减薪令，将自己的工资又降为60 元，仅相当于辛亥前新军一个营长的薪傣。在全国各省都督中, 云南都督锷的薪金是最低的。他说:“公费所入，衣食而外，一以佐军, 不欲使家有赢余。”仅有的工资, 还要拿出一部分用于军队。

　　为了纠正前清官场的奢侈浪费之风, 蔡锷还规定军政府都督非星期日不请客, 一席之费, 不得超过五元。有一次, 警察局长请蔡锷赴宴, 蔡发现日期不是星期日, 即在请贴上批示“违背功令, 罚薪半月”，以身作则就是无声的命令，蔡锷整顿云南财政和社会风气的各项措施, 如不准请客送礼, 不准贪污受贿, 惩办贪污腐败官吏等, 都能雷厉风行地贯彻。

　　他还将“澹泊明志, 夙夜在公”作为座右铭置之座右，以时时提醒自己。由于蔡锷带头廉洁奉公，且多措并举，1912年的云南财政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还节余20万元。时任云南省财政厅长袁家普在《蔡公遗事》一文中，回忆蔡锷主持滇政时说：“各项军费、政费亦皆至于减无可减，节无可节。是以元、二年以来，不惟中央未曾协济云南，云南反协济中央数十万元，而云南政事当行者亦均行之，并未停滞。蔡公在滇都督任内两年，除每月之60元薪俸外，并未支用公费。其公馆之食用费每日限用小洋二角，其律己之严，可见一斑矣。”

　　易宗夔在《新世说》记载：“蔡松坡为云南都督。滇黔商民，感其德泽，醵金为公铸铜像。公计取其金，赈恤两省饥民，且婉谢之曰：‘君等铸我像，享受荣名在千百年之后；若辈哀鸿，食此涓滴之赐，当可活命无算。彰人之功，不若拯人之命也。’闻者贤之。”感恩的商人接受了蔡锷的意见，世上虽少了一座铜像，“无算”饥民却“可活命”。再如，刘达武编撰《蔡松坡先生年谱》记载：1913年9月，蔡锷奉调进京离滇时，云南省议会议定赠送法金30000元。蔡锷坚辞。议会亦坚持。出于礼节，蔡锷接受5000元以偿还债务等。

　　到京后，袁世凯为拉拢他，赠万金以祝寿，委以要职，他也不为所动。在北京任职期间，蔡锷清廉依旧。蒋百里在《蔡公行状略》一文中说：“身兼督办、参政、将军、办事员等差，循例得俸月可入5000元，公悉任其事而辞其俸。”也就是说蔡锷有多份兼差，虽工作照做，但薪金绝不多拿。

　　袁阴谋改制称帝对蔡锷不放心，对他进行软禁，蔡锷虚与委蛇，假意赞同恢复帝制，极力收敛锋芒，后来在小凤仙的掩护下，化装混出北京，经天津乘轮船去日本，绕道香港、河内抵达云南，随即揭起讨袁护国的义帜，通电宣告云南独立。

　　1915年秋，护国战争伊始，蔡锷起兵讨袁，触怒了袁士凯，袁下令查封其家产。令袁意想不到的是，蔡锷竟无一椽之屋，连母亲也寄居在别人家里。讨袁胜利后，蔡锷依然保持两袖清风的品德，主动将自己的薪水由600两银子减为120两，后减至大洋60元。当得知其弟当上湖南造币厂的厂长时，致书谭延闿，要求将其解职，“以保素洁之家风”。一句话勾画了一代廉将的形象。无财产可查封的蔡锷当时虽已重病在身，但在四川前线仍坚持与士兵同艰苦。在川南纳溪战役中, “凄战经月, 日眠食于风雨之中”, 身为总司令的蔡锷, 虽然身患重病, 却始终在前线指挥, “平均每日睡觉不到三点钟, 吃的饭是一半米一半砂硬吞。”当病危之时, 他仍然说: “不畏死, 只是为中国的前途担忧”, 临终前还遗憾地说;“不死于对外作战, 不死于疆场马革裹尸, 死于病室, 不能为国家作更大贡献, 自觉有余憾。”

　　他死的时候不但没有存钱，还负了三、四千元债, 他死后全靠政府有一万多元的奠仪, 拿出作安葬费和养家费。蔡锷的邵阳同乡、武汉大学教授李剑农先生在为《蔡松坡先生遗集》作序中写道: “公纪家寒素, 历岁治军南省, 光复之初, 开府滇中且二年, 未尝为身谋。盖棺后室家萧然无长物, 尤是为当世军人楷模。

　　他去世后，很多名人政要纷纷作联以寄哀思。孙中山先生挽蔡锷联：“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就是说蔡锷与班超、马援一样，是中华民族永恒的记忆。正如梁启超在《护国之役回顾谈》一文中所说：“蔡公死了吗?蔡公不死……精神变作百千万亿化身。”并撰挽联：国民赖公有人格，英雄无命亦天心。继任大总统的黎元洪撰题挽联：正倚济时唐郭李，竟嗟无命汉关张。被蔡锷视为知己的小凤仙挽联纪念他：不幸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后来的朱德元帅对蔡锷将军十分敬仰，称其为良师益友。胡耀邦则把他列为永远值得后人尊敬和学习的楷模。

　　四、谭人凤：一朵梅花卜天心

　　谭人凤，湖南新化人。清末民初著名的军界政界人物。家庭世代务农，36岁以前的谭人凤，以老秀才的身份，在自己的家乡创办一所福田小学。蔡锷是他的门生。

　　谭人凤这位社会底层文人，一生表现出善良、纯朴、正直、清廉的品格，崇尚豪爽侠义的精神，与他后来投身辛亥革命后所表现认真执着、无私无畏、大义大勇的精神，与他从小受湖湘文化影响是分开的，笃持曾国藩“居官以不要钱为本”的思想。

　　同盟会发起镇南关起义，他得知起义军占领镇南关，回国将儿子一鸿的官费折抵百金，前往参战。作为民国军界政界的重要人物，谭人凤赢得了巨大的声名。袁世凯下令通缉孙中山、黄兴、谭人凤等9人，将谭列为“湘省之乱”的“首魁”。

　　1911年11月，当汉口、汉阳相继失守，黄兴去沪，黎元洪弃城出逃，武昌群龙元首，危如垒卵的存亡关头，谭人凤出任武昌防御使兼北面招讨使，果断指挥武昌各军，挽危难于即倒，保卫了武昌，稳定了大局，几乎可以这么说，没有谭人凤，就没有武昌起义，就没有起义的成功。黄兴吟诗赞扬他：“能争汉上为先著，此复神州第一功”。章太炎称赞他：“若夫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不忘平生之志者，唯君一人而已矣。”孙中山对谭人凤“调解分歧，维护党人之团结”的举动十分感佩，他出国期间，曾委托谭人凤担任临时代总统。

　　广州黄花岗起义发动当天下午，老同盟会员谭人凤从香港赶到广州，正碰到黄兴在分发武器。谭人凤于是向他转陈港方同志的意见，希望延后一天发动。但黄兴无暇细说，只频频顿足，请谭人凤“别多事，别扰乱军心”。谭人凤见时机紧迫，立即表明要加入行动，并向黄兴索取枪械。黄兴为难地表示，自己率领的是敢死队，而他年纪大了，最好别加入。谭人凤闻言不禁大怒道：“难道你们敢死，我就怕死吗?”黄兴无奈，只好发给他两把枪。谭人凤拿到枪后，不知怎么拨弄，突然枪支走火，“砰”的一声，朝房顶射出子弹，吓了大家一跳。黄兴见状立刻说：“谭胡子不行!”并请他别误了大事。谭人凤只得乖乖把枪交还给黄兴。

　　1912年1月，选举临时大总统时，唯独谭人凤没有投孙中山的票。谭人凤也因此没有被安排任何职务。但是谭人凤依然在为革命南北奔波，或为革命出谋划策，或者为革命筹款。他从不考虑自己的私利，每每都基于他的政治主张，如后来南北议和时，他坚决反对反对，反对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但不被接受。孙中山后来也说过，我的辞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并把谭人凤对他的规劝誉之为“卓识伟论”。章太炎对孙中山将总统之位让位于袁世凯和黎元洪担任副总统的做法很不满意，他认为只有谭人凤才是真正有资格可以做大总统的人选。他则奉劝章太炎：君与师历来一样被看重，以先生的学问，在乡下办一所学校，教育后进，所起的作用一定很大。你不把这个工作当作自己应做的事，而天天只想着当总理，做大总统，假使大家都像先生一样，中国的灭亡，怕是不可救药的了。

　　谭人凤就是这样一个特立独行将一生都付给了民国的老人，一如他自己诗中所言，“一朵梅花卜天心”。

　　五、谭延闿：清正有品水晶球

　　谭延闿，湖南茶陵人，曾经任两广督军，三次出任湖南督军兼省长兼湘军总司令，授上将军衔，陆军大元帅，中国国民政府主席、首任行政院长，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

　　谭延闿是两广总督谭钟麟之子，幼承家学，天资聪颖。光绪甲辰科会元，因其不仅文章好，且字亦极为漂亮，所以极有可能被点为状元。相传，就在慈禧老佛爷要下笔圈其名字时，发现谭延闿既是湖南人，且又姓谭，忽然想起那位令她最为痛恨的湖南籍“乱臣贼子”谭嗣同，就改点刘春霖为状元。

　　清末革新中，谭延闿积极呼应，成为湖南立宪派首领，任省“谘议局”议长。辛亥革命爆发，任湖南军政府法制院长，兼民政部长。后立宪派杀害正副都督焦达峰、陈作新后，被咨议局推举为湖南都督。

　　世人对他褒贬不一，有人称他为“民国完一人”，说他是“休休有容，庸庸有度”的大政治家，有人称他为“党国柱石”、“药中甘草”，也有人说他是八面玲珑“水晶球”。但有一点，谭延闿为人做事虽然极为圆滑，向有“甘草”之称，但自从参加革命后，从未被高官厚禄束缚住，既没有为保官保位而倒向北洋军阀，也始终能够保持为国为民的进取精神。

　　他是文人，却精通骑射，有百发百中神射手之称；他不爱美人，却对美食情有独钟，并且会吃，如今的湘菜中依然有“谭家菜”。他的父亲曾通缉过孙中山，他却当结识孙中山后大力支持他，当孙中山北伐时，谭延闿卖掉了自己在上海唐山路的住宅，凑足了5万银元，全部捐作北伐军响。他是政治家却热衷于办学，一开始黄埔军校是孙中山打算让他去办的，但谭延闿想到办普通学校和办军校是两回事，就把校长一职让给蒋介石了。黄埔军校的地都是谭延闿率湘军整平的，校名“陆军军官学校”这几个字，也是他亲笔题写的。

　　谭延闿还是近现代著名的书法家，从民国至今，写颜体的人没有出谭延闿右者。他尤以颜体楷书誉满天下，但他却从未凭藉他的权位和书名捞钱。

　　辛亥革命期间，湖南还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革命家，除了上述几个人之外，还有如同盟会会员中为革命流血牺牲的第一个烈士刘道一，他只活了22岁，其气节受到孙中山等人高度赞扬；其兄刘揆一更是表现出一种高贵的气节。民国4年8月，筹安全成立，杨度曾以5万元相赠，以换取其参加劝进，被其坚决拒绝。蒋介石时期，刘揆一被聘任行政院顾问。抗战时，他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挽救民族危亡。这引起蒋介石的反感，不久即被解除顾问职务，遂退隐家园。日军侵入湖南期间，他隐居湘西洪江，和国民党军政人员很少往来。解放后，被聘为湖南省军政委员会顾问，多次与毛泽东书信往来。

　　禹之谟，湖南双峰人。民国先驱，革命家，早年实业救国，创立华兴会，兴办教育，敢于任事，因而遭到清廷的忌恨。有人劝他去避难。他说：“我能为国家为社会而死，是件好事。革命，就要有人流血断头，我愿意先死!” 禹之谟被捕以后，清朝官吏对他动用惨无人道的酷刑。他被脱光衣服， 用绳子吊起大拇指和大脚趾，悬起来拷打；绳子断了，他重重摔下来，手脚 指被拉断了。官吏又用香火一下一下烧他的皮肉，让他跪在铁链上，用皮鞭 抽打 900多下。他被打得血肉模糊，几次昏死过去，却决不屈服。朋友们劝他吃下有毒药的食物自杀，免得再受酷刑。他说：“我不能这样死。大丈夫 要死得光明磊落。我要到刑场上去死，让百姓看我的刑伤，唤起他们奋起斗 争。我情愿像牛马一样被杀，也不当奴隶而生!” 后来，官府要绞死他。他大声说：“我要流血而死，你为何不杀我的头， 不让我的血流出来，辜负了我的报国心!”官吏说：“你总说要流血牺牲， 今天偏不叫你如愿!”禹之谟哈哈大笑：“好!我可以保住我的血纯净不受 污染了!”他实现了为国而死的愿望。死时年仅32岁。

　　有武昌首义者、民国开国元勋之称的蒋翊武，牺牲时年29岁；出身富裕，却痛恨清廷腐败而走上革命道路，与武昌起义相响应在湖南起义的焦达峰，被害时年仅25岁。像他们这样淡泊名利、大公无私，为了人民利益不惜杀身成仁的湖南人还有很多，可以开列一长串的名单。正如陈天华在《敬告湖南人》一文中所感叹的那样：“我湖南人岂非十八省中最有价值之人格耶!”正是在这种自豪感的驱使下，湖南志士表现出一呼百应、万众一心的局面。

　　三、现代以毛泽东为首的革命领袖廉政群体

　　千百年来，天地英灵之气，贯于湖南，到了20世纪再度喷发，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一个清廉为民的领袖群体：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蔡和森、邓中夏、何叔衡、徐特立、谢觉哉、李维汉、李富春、贺龙、彭德怀、罗荣桓、谭震林、向警予、蔡畅等无产阶级革命群体以及以唐生智、宋希濂等为代表的国民党爱国将领。

　　这一方面与湖南的地理位置有关。从1912—1949年这几十年间，湖南始终处于革命的重要位置。如在北伐战争时期，广东成为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湖南既是广东的大后方，又是北伐的前沿阵地和主战场；在国民革命时期，湖南又紧挨着国民政府所在地——武汉，成为革命中心。如宁汉对立时期，紧挨武汉的长沙革命志士受到武汉革命形势的影响，参加了以武汉地区为中心的声势浩大的讨蒋运动。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湖南又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和农民起义。1927年秋到1928年底，中国共产党还在全国各地先后发动了100多次武装起义。其中在湖南发生的影响比较的就有：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贺龙、周逸群等领导的洪湖、湘鄂西起义，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领导的平江起义。这些起义的农民军大部分成为以后的红军和解放军主力，并涌现出一大批的革命将领。如工农红军第四军就是由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和湖南农军组成。

　　在第一次工运高潮中，涌现了邓中夏、刘少奇、郭亮、李立三等工运领袖。在湖南农村大革命中成长了夏明翰、柳直荀、罗学瓒、潘心源等农运领袖，在武装起义和长期的军事斗争中造就了彭德怀、贺龙、罗荣桓、肖劲光、栗裕、谭政、许光达、杨得志、王震、肖克等将帅，在长期的党政军事斗争中选拔了毛泽东、蔡和森、任弼时、何叔衡、李维汉、李富春、蔡畅、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王首道等治党治国元勋。

　　在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所授军衔中，10位元帅中有3位湖南人，即彭德怀、贺龙、罗荣桓；10位大将中有6位湖南人，他们是粟裕、陈赓、肖劲光、黄克诚、谭政、许光达；1965年以前授衔的57名上将有湖南人19名，177名中将有湖南人45名，居全国省际之冠。中央军委1989年、1922年两次正式确定的中国当代革命军事家36人，其中湖南人15位:他们是毛泽东、彭德怀、贺龙、罗荣桓、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许光达、段德昌、曾中生、蔡申熙、左权、黄公略。

　　被誉为培养国民将领摇篮的黄埔军校，1至5期的师生被列为国共两党名将的总数为313人，其中湘籍名将达81人，占25.87%。国民党阵营内有宋希濂、邓文仪、刘戡、李文、李默庵、张镇、郑洞国、贺衷赛、袁朴、黄杰、文强、廖耀湘等爱国将领。这些国民党湘籍将领，虽然他们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站在反人民革命战争的一方，但是他们在抗日战争中却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精神，为保家卫国，他们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而更为可贵的是，这一领袖群体或爱国将领群体都展示出了爱国爱民的人格风范和廉洁为官的高贵品质，成为湖湘廉官文化的典范。

　　1、毛泽东：粪土当年万户侯

　　毛泽东的清廉俭朴是著之青史、深入民心的。他的俭朴，我们只要看一看他留下的遗物就一目了然。而他最大的特色是反对特权。作为共和国的开国领袖，被十亿人民当作神一样崇拜的人物，一生都在反对特权。毛泽东也从不讲特殊，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国家最穷困的那些日子里，他的女儿李敏、李讷都与全国人民一样，吃不饱肚子。如果说有特权，那么，他能享受到的“特权”是喜欢吃红烧肉的毛泽东，每月能吃上一到三次；到了毛泽东的晚年，因为他身体方面的原因，他无法不“特殊”了。当时各个方面的机构和人员，为了保证毛泽东晚年的生活质量，为毛泽东成立了一些特殊服务的“秘密小组”，各自展现自己的“身手”，也算是特殊年代里的一道特殊记忆。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服膺曾国藩，追求大本大源，培养出他“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慨和志在天下的胸怀。金钱在他看来只不过是屑小之物。后来他自己说，我这人一生从不摸钱!

　　投身革命以后，毛泽东确实做到不摸钱。1945年前他没有手表，在重庆谈判时郭沫若送给他一只表，他一直用到1969年。后来就借表戴。

　　有人说，作为最高领袖，他用不着花钱，衣食住行都有公家管。其实这是误会。在革命年代里，毛泽东倡导并奉行的是官兵平等。革命胜利后，有了工资，但他的衣食住行国家从不负担，全靠他的工资负担。然而，他却多次主动自降工资。毛泽东作为最高领袖，原定的是国家一级，每月610元；三年困难时期，他自降为404·8元。江青的工资是每月243元。这样加起来才600多一点。他的开支则包括党费10元月；租房及家具84元；孩子学费，15元-30元人；江青姐姐生活费30元；取暖费30元；伙食费100元；抽烟100元；还要买书。算起来所剩无几。据毛泽东的管家吴连登说，江青没钱时，只好将白色衣服染成灰色；过段时间再染成黑色。

　　毛泽东没钱吗?据介绍，他的选集、诗集、语录的稿费有一个多亿人民币，但是他生前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少稿费。据载，毛泽东的存款就是他的稿费，约124万元，其余没有一分存款。但这些稿费他自己没用过一分钱。

　　毛泽东不摸钱，也希望各级干部也不爱钱，否则人头落地的事情就难免发生。

　　在红军中带头实行官兵一致。

　　瑞金时期，身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个儿又高饭量又大，但他的粮食定量只及普通战士的3/4。长征道上过草地时，辣椒是个宝。警卫员设法为酷爱吃辣子的毛泽东多领了20个红辣椒，被毛泽东严令其如数退回。警卫员不以为然，毛泽东严肃指出:“我们是红军，作为领袖怎么能搞特殊?”警卫员没法，只好照办。新中国诞生后，功高盖世的毛泽东，虽已进入人生暮年，但他依然廉洁如故，艰苦奋斗依旧。

　　抗美援朝爆发，毛泽东带头送子参军。不幸老年丧子。女儿上学，不准用公车接送。礼品一律交公。对亲友从不徇私。警卫人员在外面多吃多占，毛泽东用私款退赔，并就此对警卫人员开展整风，一整就是半月。正因为毛泽东本人十分注意清正廉洁，为全党树立了表率，所以，在他当政时期，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年代，党风军风政风，都十分纯正和清廉，受到中国人民的称赞。

　　毛泽东同志曾经把处理亲情问题的办法归结为“三原则”：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

　　2、刘少奇：艰苦朴素不是丑事

　　刘少奇，湖南宁乡人。他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祖辈世代都是农民，曾祖父、祖父、父母、兄长，都是勤劳节俭、老实厚道的农民，刘少奇从小受到这种农民之家的勤俭、朴实之风的陶冶，以后又在漫长革命生涯中受到锻炼，虽然参加革命后，刘少奇长期从事工人运动领导工作。可他却依然是一介农民本色，身居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后，依然保持着这种本色，堪称艰苦朴素的典范。

　　1922年9月，安源工人大罢工时，他这个堂堂的工人运动领袖，每月只有15元薪水，有时穷得连买烟的钱都没有，把烟屁股捡拢来，剥开卷起再抽。那时，他有一件蓝布长衫算是上等“礼服”，外出时穿上，回来马上换上平日穿的老农式大青布便服。扣子还是布的。冬天穿得更寒碜，一件长得拖地的老式旧大衣，袖子很宽，像唱戏的旧“龙袍”。戴的是一顶灰黄色的礼帽，旁边还有一个洞。冬天有一条黑围巾，平时舍不得用。皮鞋也很破旧，后跟底磨去了半边。穿的一双土布袜子，袜底没有了，光有袜筒。

　　此后，刘少奇养成了一向穿戴朴素简单的习惯。在王光美捐赠给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的文物中，有一部分是刘少奇生前穿过的衣服。这些衣服大部分都已经磨破了袖口和领子，或者洗得褪去了原来的颜色。

　　革命胜利后，刘少奇的穿着有所改善，可是艰苦朴素的传统在他身上却一直保留着。他有一条咖啡底夹有素花的毛围巾，自从进城以后，年年冬天都用它，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他常戴的一顶草帽，用了多年，变成了黄色，还长了许多褐色的斑点，边上的线也断了。1958年秋天下乡时，工作人员想给他换新的，却被他拒绝了。当工人和农民们看到自己的领袖戴着一顶旧草帽，穿着一身朴素的布衣服时，感动地说：“刘委员长是艰苦朴素的模范，真是我们人民的好领袖!”

　　王光美回忆说，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刘少奇身居高位，但他对自己、对孩子要求都十分严格，在吃穿用上注意节省，从不浪费。

　　平常在家，刘少奇最爱穿布衣布鞋。他的衣服、袜子穿破了，都要王光美给补一补。一件衬衣常常穿到无法再补了才肯换新的。有的手帕磨出了洞也不让工作人员扔掉。洗脸毛巾中间破了，他就让人从中间剪断，把边上的两头接起来再用。

　　据刘少奇身边工作人员吴振英、石国瑞的回忆，刘少奇生前没有几件像样的衣服，在家常穿一件深黑色或深灰色外衣。他有一套礼服，穿了一二十年，接见外宾或出席重要会议时穿一下，回来就脱下叠起来，还风趣地说：“这是工作服嘛，工作完了，就脱下来嘛。”一件大衣，也穿了10多年。工作人员考虑他是国家重要领导人，见他的衣服太旧了，准备给他添置一件新的，但他坚决不同意。有件衬衣刘少奇穿了好几年，袖口和领子都磨破了，同志们建议他买件新的，他却说：“换上个领子，补一下袖口，还可以穿嘛，丢掉可惜了!”同志们只好听从他的意见。

　　刘少奇常说，人在生活方面要知足，现在生活比大革命和战争年代不知好了多少倍。 1963年4月，刘少奇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即将出访印度尼西亚、缅甸、越南、柬埔寨四国。外交部礼宾司通知，请“刘少奇和王光美同志做出国服装”。秘书报告他后，刘少奇说：“有穿的就不要再做了，出国不一定非得穿新衣服。”工作人员将此话转告礼宾司后，司长俞沛文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来到刘少奇家，要求看看刘少奇的衣服是否能行。当他们打开衣柜把刘少奇和王光美的衣服一件件认真检查了一遍后，感慨地说：“这些衣服都不行，作为国家主席和主席夫人出国访问要按照外交部的规定办。另外，这四国的气候也不一样，有热带，也有亚热带，现有的这些衣服不适合那里的季节，而且都是穿过多年的旧衣服。”并强调“王光美同志作为国家主席夫人出访更应注意服饰”。俞沛文说明情况后，刘少奇虽然勉强同意做些薄衣服，但还是有自己的看法，说：“我们有我们的国情嘛，不要完全同人家比，简朴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不是丑事。”

　　作为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到外地视察，从来不游山玩水。他家中人口多，花费大，可他从来不向国家伸手。1991年3月11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到刘少奇同志故居参观，他仔细地听讲解员讲解，深为刘少奇艰苦朴素、深入群众的精神所感动，口中赞叹不已。他参观后亲笔题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要加强共产党员的修养。”

　　3、 “伪装朴素”的彭德怀

　　彭德怀，湖南湘潭人。他出身穷苦，一生坎坷。他幼年读过两年书，因家贫辍学务农，下煤窑做工；15岁时参加饥民闹粜，被官府通缉，逃到洞庭湖当堤工。后来参加湘军，又考入湖南陆军讲武堂，参加过北伐。在大革命失败时期加入中共，领导了著名的平江起义，组建起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抗战中是八路军副总指挥，建国后，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庐山会议中被免职。文革中遭到残酷迫害，1971年含冤去世，1978年平反昭雪。

　　彭德怀的艰苦朴素和清廉为民是举世皆知的。可以概括为“三不”：不畏权贵；不留后代；不要财产。

　　八届八中全会决议中指出彭德怀“伪装朴素”。彭帅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不得不为自己进行辩白，他说，这本来不值一提。“其实我也同其他同志一样生活，也没有什么特别朴素。但在中国革命长期斗争中，我没有故意浪费一文钱，这也是事实。从平江起义到解放战争结束，我全家十余口人，流浪乞讨，全无任何顾及。”事实正如他所说，他从任连长到平江暴动，8年中将积存的7万大洋(每月工资6000元)，全部作了暴动费用和红军军费。革命几十年间，他每年平均寄回家中的钱不到200元。他从不搞特殊化，和士兵们一起有盐同咸，无盐同淡；“战士吃啥我吃啥”。

　　4、“一代皇兄是农人”的胡耀邦

　　胡耀邦，湖南浏阳人。1933年参加中共，经历过长征，抗战时任中央军委总政组织部部长，解放战争任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解放后，毛泽东钦点的团中央书记；1977年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中组部部长，1980年被选为政治局常委、总书记，1981年选为中共中央主席，1982年选为总书记，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1989年4月15日在北京病逝。

　　胡耀邦的一生始终秉持个人事小，全局堪忧的大担当精神。担任最高领导人期间，坚持提倡政令公开，反对神秘化。

　　在国内出差考察，胡耀邦轻车简从，提倡艰苦朴素。反对特权，律己甚严。1985年，他带领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到内蒙古视察，途中，他坚持不乘小轿车，而是和大家挤在同一辆面包车里。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胡耀邦一家就居住在北京东城区富强胡同的团中央宿舍。1984年，为了警卫工作的方便，他才搬到了中南海附近的一条胡同里。胡耀邦在富强胡同的老房子里一住就是29年，这套房子只在1976年修过一次，大门的漆早已斑驳，也未重新进行油漆。期间，身边的工作人员提出让他配置些家具或调换房屋，都被他拒绝了。胡耀邦搬入的新家也是所旧房子，只是简单地做了些室内装修。由于胡耀邦不同意全面整修，房屋如果有破损，大家还得趁他出差时才能进行维修。

　　1982年，胡耀邦在担任总书记后不久便召开家庭会议，郑重地对家人说：谁要是利用我的招牌和地位在外面做错事，谁就自己负责任，我是不会出面讲情的。

　　生活上，他自奉俭朴，两袖清风。他没有多少业余爱好，基本上不看戏，看电影也只看一些科教片，偶尔逛逛商店，了解市场情况。根本不会用钱，工资和家用都由勤务员打理，自己基本上不花钱。有一次从街上回来买了一包米花糖，他还对人说这是芝麻糖。胡耀邦最大的业余爱好是打桥牌，和邓小平打，和聂卫平打，输了脸上贴纸条，钻桌子。

　　1989年4月20日，就在胡耀邦逝世的第五天，有一位记者来到他家，走进他的卧室，被屋内的情景惊呆了：卧室的面积约15平方米，临窗的写字台上，放有3部电话机、一个普通的铁制台历、一副老花镜和十几支铅笔，他生前所用的茶杯竟是一只空的装咖啡用的玻璃瓶。

　　记者掀开床单，硬木板，床上铺的褥子打着补丁。再掀开枕巾，枕头是用一件破旧的白色针织背心缝制的，里面填装的是一些旧布。

　　床头柜上放着的一只用了十几年的青瓷座台灯，破裂的灯口处包了一层厚厚的胶布。

　　胡耀邦住院时换下的最后一套衣服也摆放在卧室里：一套洗得已经褪了色的灰色中山装、一件衣领已经发黄的衬衫、一双白色线袜、另外的两件针织背心，一件留有汗迹，另一件破了十几个小洞。

　　衣架上的一套蓝色隐条纹西装就是胡耀邦生前最好的一套衣服，他只有会见外宾和开会、外出时才穿。

　　对自己的亲友，胡耀邦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不许亲友进京找他办私事，更不许亲友打着他的招牌办私事。

　　1974年，胡耀邦的小儿子胡德华给母亲写信，希望父母为妹妹上学托人找个门路。不久，胡德华便收到了父亲的来信，信中说：如果你相信这种没落的东西会永远存在下去，你就不但不配做一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甚至连一名资产阶级进化主义者都不如。胡德华看完信后，再也没有提出过要求，直到1976年，胡耀邦的小女儿才在所在工厂的极力推荐下入了学。

　　1977年，胡耀邦的小儿子大学毕业了。他征得父亲同意，决定到外地工作，他认为，只有这样才便于身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的父亲开展工作。许多年来，亲戚朋友们都想让胡耀邦将小儿子调回北京。可是一直到了1986年底，小儿子才转业回到父母身边。

　　1960年末，他的家乡浏阳县文家市公社金星大队想买一台发电机，但当地买不到。大队支部书记龚光繁就托胡耀邦的哥哥胡耀福和堂弟胡用简到北京，请胡耀邦帮忙。党支部让他们带上家乡的土产竹笋和芋头，以表达家乡人民的一点心意。

　　胡耀邦认为，大队为生产和生活买台发电机是好事，答应设法为他们购买。但对于胡耀福二人用公款作路费和带来土特产，却很不满意。他特地给党支部写了封长信，郑重地提出了批评，信中写道：

　　“不久前，我曾经给公社党委详细地写了一封信，请求公社和你们一定要坚决劝止我哥哥、姐姐和一切亲属来我这里，因为，第一，要妨碍生产和工作；第二，要浪费路费；第三，我也负担不起。但是，你们却没有帮我这么办。这件事我不高兴。我再次请求你们，今后一定不允许他们来。

　　“这次他们来的路费，听说又是大队出的，这更不对。我们怎么可以用公共积累给某些干部和社员出外做路费呢?这是违反中央政策的啊!

　　“送来的冬笋和芋头，这又是社员用劳力生产出来的东西。特别是现在的困难时期，大家要拿来顶粮食，你们送给我也做得不对。但是已经送来了，退回去，又不方便，只好按你们那里的价格，退回二十四元，交用简带回，请偿还生产这些东西的社员。”

　　5、革命骆驼任弼时

　　任弼时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胡耀邦曾说过：现在我们党内找不出一个对弼时同志人品上有意见的。任弼时堪称共产党人的明镜，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明镜。

　　任弼时1904年4月30日生于湖南湘阴县一个乡村教师家庭。1924年，任弼时从苏联学习归来，担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委员和代理中央书记。

　　作为中共最早的留苏“海归派”，又长期身居高位，任弼时却与来自农村的发妻陈琮英不离不弃。任弼时的婚姻是父亲任振声包办的，但他诚恳地对妻子说：“琮英，这包办婚姻给了我最大的幸福。”

　　1928年秋，任弼时在安徽省南陵县第一次被捕入狱时，陈琮英买不到火车票，情急之下，毅然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苏明爬上一辆货运火车赶到长沙，与党组织一起成功地救出了任弼时。任弼时出狱后得知，女儿因在去长沙的途中受冻，不幸患肺炎夭折。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长征开始后，陈琮英随任弼时踏上长征之路。过草地前，陈琮英又生了个女儿。

　　1941年7月任弼时担任党中央秘书长，与周恩来一同操劳，指挥抗日战争的日常工作，成了延安中央最忙的人。全国解放时，任弼时的健康严重恶化，中央决定送他去苏联治疗。为了给国家省钱，任弼时没有让陈琮英陪同前往。

　　在任弼时30年的革命生涯中，从不以权谋私。他以“三怕”著称：一怕工作少，二怕用钱多，三怕麻烦人。任弼时在延安中共中央秘书长任上，从人事安排到谁吃大灶、中灶、小灶都要管，由于处理问题周到，待同志和蔼可亲，被称为“党内的老妈妈”。任弼时深知群众疾苦，尽可能紧缩开支，减轻地方政府负担，中央纵队用的信封多是用旧报纸糊的，起草电文常常用废旧印刷品的背面。有一次，工作人员看到任弼时炕上铺的单子破得不像样子，打算给他换个新的。任弼时说：“不要，不要，你给别的同志要点东西吧!”

　　任弼时自己不讲特殊，也不准自己的子女讲特殊。西柏坡时期，一次任远远和姐姐远志在练自行车时，发现车上油漆脱了。小远远突发奇想，学着大人的样子，撕了张纸，写了张领条，跑到行政科批了个字条，然后把纸条交给父亲的警卫员去领了一块布，让姐姐做成车衣。任弼时知道后很不高兴，严肃地批评了姐弟俩。远远于是把布退了回去。

　　1949年中央机关进城后，任弼时先住在香山，因离城较远，工作不便，便搬到景山东街居住。但这里离马路太近，环境嘈杂，不利于重病在身的任弼时养病。工作人员考虑到他的病情，找到一所环境幽雅的小院子。谁知他坚决不同意换房：“这不行，那房子已经住着一个机关的工作人员，怎能为了照顾我一家而让他们搬走呢。”就这样，他一直住在景山东街，直到去世。

　　任弼时同志对事业和工作恪守着“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的准则，长期抱病工作，“过度劳累”使病情突然“加重”，1950年10月2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46岁。

　　叶剑英同志非常中肯和准确地评价说：“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

　　“骆驼精神”有着丰富的内涵，一是坚信沙漠的尽头必然是绿洲，任弼时同志的一生理想信仰坚定，对党对人民始终忠诚不渝，虽历经磨难，却从不动摇；二是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躬行不怠，任弼时同志就是这样一只为了民族的未来带领党和人民走向绿洲、走向希望、任劳任怨、负重前行的“骆驼”。

　　6、国民政府中的湖湘廉官群体

　　如果抛开任何政治意识形态，我们就会发现，在国民政府的腐败治理中，也产生了一批“出淤泥而不染”湖湘廉官廉将。虽然蒋介石说过，国民党内“尤以高级将领，凡军长以上者，几乎多是贪污”，蒋介石组建有48个军，有16个军长是湖南人；兵团司令中有18个是湖南人。如刘戡、廖耀湘、宋希濂、李文、陈明仁、阙汉骞、郑洞国、程潜、唐生智、陶畤岳、黄杰等。这些湖南人中，真正被指认为贪腐的几乎为零。相反，被公认为清廉的却很多。

　　程潜，湖南醴陵人。其人性格坚毅，办事认真，城府很深，不苟言笑，不善交际，律己清廉，勤于职守，刚正不阿，世人以儒将视之；他一生坎坷曲折，充满传奇色彩，是一位反封建的著名爱国民主斗士。毛泽东与程潜是同乡故交，林伯渠曾担任程潜第六军的党代表，彭德怀曾经是程潜部军官，左权、陈赓等也曾经是程潜湘军所属学生队的学员，因此建国后程潜担任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唯一的国民党籍副主席。

　　陈明仁，湖南醴陵人。陈明仁家有田二百多亩，在当地属于富裕地主家庭。宽裕的家庭条件使他们能接受好的教育。他先后在老家创办了5所小学，对穷苦孩子一律免收学费；筹设施药局，聘医生为农民看病，穷人免费。1947年，因守四平时用美援粮食做工事，被素有嫌隙的陈诚告了御状，他受到蒋介石“撤职查办”，回到家乡后，他决定将田产捐献给地方，只给妻子儿女留下一部分。起义后，他将房子和车子全都交了公。

　　廖耀湘，湖南邵阳人。廖氏秉性骨梗，不谙世故，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酒食征逐，更是外行，既不逢迎上级，朋友之间，更少周旋，家中宴客六菜一汤，入席时每人斟酒一坏，不斟第二杯，惟一嗜好，就是训练，每逢军队驻定，即亲率连、排、班长，从事实战演习，亲身示范，乐此不疲。与人说话，喜直呼姓名。

　　郑洞国，湖南石门人。他是抗日名将，也是国民党内相对清廉的，即便是共产党也都承认。作为国军高级将领，郑洞国对于政府之腐败一清二楚，深恶痛绝，这促使了他后来起义。

　　陶峙岳，湖南宁乡人，著名爱国将领、是国民党第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后来起义，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阙汉骞，湖南宁远人。这是一位称得上军事奇才的儒将，为人心地坦荡，性情直率。1930年至1934年，他参加对井冈山的封锁围剿，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烧、杀、平、毁”政策，使革命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抗战期间，先是喋血淞沪，尔后又征战南北。此人一生没有别的爱好，唯有书法，他也是民国时期著名的书法家。他自述：“我一生在功名中行，而功名对我实如浮云过日，无足重轻。只有书法，则实为我第二生命。又有十四师，是我的第二家庭。”他正是凭籍着对书法的爱好，“以镇定于万变之中，从容于疆场之上，而置生死于度外”。

　　宋希濂，湖南双峰人。1932年一二八上海事变发生后，他主动请缨，率部开赴淞沪前线，支持十九路军抗战，以战功晋升为第八十七师副师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参加了八一三淞沪抗战。上海失陷后，又率部参加了南京保卫战。1938年任第七十一军军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率远征军在滇西缅北抗击日军，征战三年，歼灭日军3个师团，完全打通了中印公路，取得了滇西北反击战的彻底胜利。1946年获得国民政府颁发的青天白日勋章和美国政府赠予的自由勋章，被称为“鹰犬将军”。成为战俘之后，周恩来对他和湖南老乡陈赓有一个比较，说他和陈赓一洋一土。宋希濂的洋派头与他的家庭出身有关，他属于富裕农民家庭。但宋希濂不是一个贪财之人。

　　唐生智，湖南永州人。唐生智家是当地望族，其父曾任湖南省盐务署署长、湖南省政府实业司司长等职；其人胆大敢为，有狭义心，怜贫恤孤，不是一个贪财之人。任国民革命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唐生智，当1937年11月上海沦于日军之手时，他主动请缨坚守南京，并临危受命，担任别人都不愿意干的南京卫戍司令长官，表示“誓与南京共存亡”，率15万人顽强抗战。南京沦陷后，他辞官回老家办学，培养抗日人才，坚定地维护统一战线，支持共产党的活动。内战中，唐生智积极谋划湖南和平解放，后加入中共。病逝后中共对他爱国爱民的一生作了盖棺论定。

　　总之，两千多年的湖湘文化史上出现如此显著的廉官群像，这在中国文化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作为中国文化地理版图中的一部分，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这么一个奇特的现象?为什么有如此多的湖南人能进入廉官之列?这是值得我们湖湘后人反复思考的一个现象。

　　他们是不必贪吗?非也!绝大部分湖湘人物都来自湖南山区，历史上，湖南经济发展长期落后的状态，使得湖南人的生活水平大多处在低水平甚至贫寒的境地，即便是少部分生活在经济相对较好的湘江沿岸城市，也基本上达不到小康生活水平。而且自古以来，湖南的商业发展也无不如其他省份，特别是产生不了如徽商、晋商那样的人才群体氛围，商业上的落后也使得湖南人大多把做官当作谋食的主要渠道之一。一如曾国藩所说，“科名者，食禄之阶也。”在这种经济状态下，湖南形成了最为典型的耕读文化，甚至，半耕半读成为湖南家庭千年不变的祖传风气。耕也好，读也好，其实只不过是谋食的两大途径罢了。就人的自私心和物质基础来说，他们似乎都有贪的必要。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但在湖南人这里，这句话不灵了。

　　是他们不能贪吗?非也!在古代、近代中国家天下的专制制度和非制度化的惩贪肃腐中，官员贪腐的机会很多。如近代，和李鸿章同时代的湖南人有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刘坤一等，同样都是封疆大吏，同样都位高权重，同样都无人监督，但与李鸿章的贪财相反，那一时代的湖湖人物却恰恰表现得格外清廉。现代，功勋卓著、影响巨大的湖湘人物更多，如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贺龙、任弼时、胡耀邦等，在那样一个特殊时期，不存在不能贪，可是，他们的清俭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

　　是他们不敢贪吗?只要稍稍了解近现代历史的人都不难发现，湖湘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的性格，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敢与天斗、与地斗，只要他们认定了的事，没有什么不敢做的。湖南人的霸蛮性格，使得他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性格十分明显。然而，他们唯独在贪腐上表现出“不敢”的集体共性。

　　上述其中的原因归根到底就是湖南人在贪腐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强大的免疫力，也就是不愿贪的湖湘廉政文化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的作用下，湖湘文化史上不同历史时期都呈现出了许多个廉官群体。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在湖南这块土地上造就了这一种具有强大免疫力的独特廉政文化?这种免疫力的深刻内涵是什么?归结起来，就是出污泥不染的自洁品质、先忧后乐的天下情怀、吊民伐罪的無畏品格、清俭自持的廉潔风尚、化民成俗的榜样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