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晚清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将帅廉官群体

　　晚清湖南的廉官群体主要出现在曾国藩时期，也就是湘军时期。不过在此稍早或者同时，

　　还有一些代表人物，在廉政方面也做出了榜样。他们是陶澍、贺长龄等人。

　　陶澍，湖南安化人。嘉庆七年进士。历任安徽巡抚，江苏巡抚，两江总督兼理两淮盐政。陶澍的为官，以清正廉明，体恤民情为特色。任职期间，他大力整饬吏治，革除陋规，惩治腐败，政绩斐然，卓有建树，深得林则徐、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一批廉洁官员的推崇。张佩纶称其“陶实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也”；也被时人称为“晚清人才第一人”。

　　贺长龄，湖南长沙人。嘉庆十三年进士，官至贵州巡抚、云贵总督。史官评价他为官四十年，所到之处，深入社会，了解民情，勤于职守，多有惠政，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官风廉峻正直，平生所取，一准于义，敢于屏却陋规，从不附庸权贵，亦不效法朝中官员对权贵馈赠任何钱物。

　　51岁那年，他才得以出任贵州巡抚。贵州地处边陲，历来是中国最穷困的省份之一，俗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自然条件非常恶劣，人们生活极端穷困。加以贵州乃少数民族聚居之区，人民起义，民族纷争，邦派械斗，此起彼服、接连不断，是全国最难治理的地区之一。贺长龄抚黔九载，深入民间，推行实政兴文教、建义学、种桑棉、劝耕织，促进生产发展勤吏治、惩土豪、禁鸦片、改风俗，安定社会秩序。在贺长龄的治理下，贵州经济有所发展，人民生活也得到改善。

　　他也是积极主张抗击外敌的官员，他提出“安内必先攘外”的主张，禁鸦片，劝农桑，惠民生，设义学，是经世实学的倡导者。

　　他的弟弟贺熙龄也是一个廉官。在担任河南道御史任内，请缉滨湖盗贼，查禁私垸，端士习，惩诬告，严究讼师胥役作奸，陈盐务河工积弊，政绩有声。晚年更是筑室东城，布衣蔬食，名其居曰“菜根香”。

　　唐鉴，湖南长沙人。官至布政使、太常侍卿，晚清著名的理学大师，一生学问、修身皆可为人楷模，深得咸丰帝的赏识和重视。曾国藩在京为官时以师事之，对曾国藩后半生的事业影响很大。

　　李星沅，湖南湘阴人。道光十二年进士。历任兵部尚书、陕西巡抚、陕甘总督、江苏巡抚、云贵总督、云南巡抚、两江总督等职，参与禁烟与鸦片战争抗英、平定太平天国，并有文才，时号位湖南“以经济而兼文章”三君子之一。道光二十八年江淮水灾严重，李星沅爱民如子，发赈收抚，稳定粮价，折银完漕，大利民生。长子李杭病逝后他忧劳成疾，请假回家探亲养病。当时湘阴县知事刘松岭特地在镇朔门外二里墩建“接官亭”(现湘阴县江东路有接官亭街)，大小官员、绅耆近百人在亭前为李星沅接风洗尘，表示对他的敬仰。

　　李星沅一生不爱钱，唯爱书。他的儿子李桓，官至江西布政使，受其影响，也只爱书，把做官的薪俸大都拿来买书，以至于藏书10万余卷。

　　汤鹏，湖南益阳人。湖南大才子，有“凌轹百代之才”之称。23岁即进士及第，官至礼部主事。他与炙手可热的权贵汪廷珍、穆彰阿有师生之谊，本可攀龙附凤，青云直上，但因其性格耿直，不肯折腰屈节，趋时媚俗，长年待职闲曹，不被重用。

　　此外，湖南官员还有官至左都御史、工部尚书的何凌汉、只做过训导却得以入《清史稿》的邓显鹤、官至御史的欧阳厚均、官至总兵的郑国鸿、官至闽浙总督的赵慎珍、担任过广西巡抚的唐仲冕、曾任湖北巡抚的杨健、官至云贵总督的罗绕典、历任浙江、湖北巡抚的常大淳等人，不仅有令人称道的政绩和事功，而且也都是一介廉官。

　　到了咸同之际，湘官随着湘军的崛起而如雨后春笋般遍及大江南北，一时形成湖南人总督天下、巡抚八方的格局。

　　从1853年曾国藩组建湘军起，到同治四年(1865年)即湘军等攻陷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的

　　第二年编纂的《搢绅录》记载：其时湘人之任督抚者10人，包括总督6人，巡抚4人，即：

　　两江总督曾国藩、闽浙总督左宗棠、陕甘总督杨岳斌、云贵总督劳崇光、总督淮扬等处并提督漕运海防军务彭玉麟、直隶总督刘长佑、兵部侍郎、前浙江巡抚曾国荃、湖北巡抚郑敦谨、陕西巡抚刘蓉、署广东巡抚郭嵩焘。

　　开藩陈臬者9人，即：浙江布政使蒋益澧，四川布政使江忠浚，广西布政使刘坤一，云南布政使刘岳昭，直隶布政使唐训方，浙江按察使杨昌浚，福建按察使王德榜，云南按察使赵焕联，湖北按察使唐际盛。

　　另外，还有为监司者7人，为提督者6人，为总兵、副将者32人。以当时全国21行省计(当时新疆、台湾、青海及西藏、蒙古均尚未建省)，湘人之任督抚者12省，居一半强。真所谓“天下人才之盛，尤莫如楚南”。

　　这一时期的湖湘将帅有两个来源，一是出身于贫苦农家，如罗泽南、沈宏富、田兴恕等都

　　出身于贫苦家庭；二是出身于所谓的“诗书之家”。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当然有不少人是既出身于书生，又家境苦咸。最为典型的就是罗泽南。

　　终晚清时期，湖南人先后担任督抚者增至37人，其中任至总督者达17人，除上述6人外，

　　还有刘岳昭、杨昌浚、刘坤一、李兴锐、黎培敬、谭钟麟、谭继洵、袁树勋等人。据钱实甫所编《清代职官表》，晚清时期(鸦片战争以后)历任大学士、军机大臣、部院大臣、各部侍郎、内阁学士、京卿、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学政、驻防大臣、提督、会乡试考官、军事统帅、特派使节、总署大臣、出使各国大臣，以及新设各官等重要职官，共799人，除满蒙亲贵外，计530人，其中湖南籍职官为52人，约占总数的1/10。这些湖南籍官职，家庭条件好的不多，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中下层普通家庭。而且还呈现家族兄弟均位居高官之态势，如曾国藩兄弟、李续宾兄弟、刘蓉兄弟、罗泽南兄弟、江忠源兄弟、钟近衡兄弟、张远兰兄弟，王鑫叔侄兄弟，刘松山叔侄。

　　这样一种人才群众现象一举改变了湖南民众习惯于农耕生活，较少外出经商或从军的传统，形成“无湘不成军”的格局，大大增强了湖南人对社会的责任感，提高了湖南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更为突出的是，这些湖南人位居高官之后，极少因贪腐问题而遭人唾骂，普遍表现出廉洁从政，甚至是清俭自持。

　　下面，我们仅列举一批官至总督级的湘官来分析。

　　先来看湘军统帅曾国藩。本书中我们有专章来介绍他的廉政思想和廉政实践。这里我们只稍稍提一提他独创的“五到”之说：

　　身到者，如做吏，则亲验命盗案，亲查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冒矢石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条理，小条理，终条理，先要放得开，后要括得拢也。眼到者，着意看人，认真看公牍是也。手到者，于人之短长，事之关键，随笔写记，以备蹴是也。口到者，于使人之事，警众之辞，既有分寸又不惮再三苦叮咛也。

　　这“五到” 就是指勤政。所谓“身到”，就是身体要在场，如果身为基层官员，就应该亲自去查验有关人命、盗窃等案情，亲自下乡去调查；身为军官就应该亲自巡视营垒，亲自到战场冲锋陷阵。所谓“心到”，就是心思要在场，首先要能分析问题，大小条理，先要放得开，理得清，最后要能综合起来。所谓“眼到”就是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留心观察他人，认真研读公文。所谓“手到”是指要勤动手，对于人们的优劣是非、事情的关键要点，应随时记录，用以防备遗忘。所谓“口到”是指要勤教育，在差遣属下、警戒众人这样的言辞方面，不但要有公文告知他人，还要不怕烦劳反复苦口叮咛。

　　湘军之所以有强大的战斗力，恐怕不是简单的工资高的缘故吧。作为统帅的曾国藩在廉洁从政方面做到了上述“五到”，基本上囊括了作为领导干部必备的所有条件。

　　而他自己还坚持以日记督廉。曾国藩每天都记日记，其中记载了不少个人的一些过苛过细的自责。他在日记里有一段这样的话：“近来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荡之天，总由于名心大切，俗见太重二端……今欲去此二病，须在一淡字上着意……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

　　再请看他的一段日记：“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真可谓下流矣!”曾国藩在睡梦中，梦见别人得了利益，自己羡慕，在日记中责骂自己“卑鄙”、“下流”，这真正是“灵魂深处闹革命”了!

　　他还有一独门技法，那就是将自己写的日记拿给师友们传看，像今天的微博一样，让他们看了之后，在日记后写评点，有些类似今天的跟贴、评论。目的就是要引入一种监督机制，让师友监督他。

　　有了这样的监督，曾国藩怎么也不好意思违背日记中的反思了。

　　他曾经在日记中写道：“一切事都必须检查，一天不检查，日后补救就困难了，何况是修德做大事业这样的事!” 他所写日记，直到临死之前一日才停止。曾国藩正是在逐日检点，事事检点的自律自省中，一步一步地走向事业的成功，走向人生的辉煌。

　　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写道：当时七八省政权皆在掌握。凡设官任职，国课军需，悉听调度，几若全国听命于一人。顾虽如是，而从不滥用其无限之威权。财权在握，绝不闻其侵吞涓滴以自肥，或基肥其亲族。文忠绝命时，有私产四千万以遗子孙，文正则身后萧条，家人之清贫如故也。

　　江忠源，湖南新宁人。举人出身。他是晚清最早活跃在镇压农民起义第一线的湖南人。又是一个深谙百姓疾苦的人，甚至认为百姓造反，情有可原。他也早最早提出与太平军争民心的人。曾国藩称他“生平未见如此人，当立名天下，然终以节烈死”。事实也证明这一点。他在京城参加科举考试时，有陕西学子邹兴如，祖籍湖南新化，此人身体羸弱，江忠源对他十分照顾。邹兴如病倒在客栈，咳嗽咯血。穷书生无人照顾。江忠源把被子搬到他的房间，和他同住，为他寻医问药，进行专门护理。几个月后，邹兴如病故。江忠源买来棺木，收敛邹兴如，嘱咐他的族人将遗体送归陕西。湘乡学子邓鹤龄当过江忠源的老师，因病咯血，奄奄一息。江忠源护送邓老师南归。病人在路途中去世，江忠源又为他买棺木收敛，将灵柩送回湘乡。江忠源再度进京时，同年生曾如鑨在京师故世，江忠源又将遗体送回他的故里武冈。江忠源行程万里，将朋友的灵柩送回原籍，误了考期，在所不惜。如此的古道热肠，也许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的急公好义声震京师，不仅在湖南人中传为美谈，外省人士也以结识他为荣幸。科举不利，回到湖南之后，江忠源先是镇压了雷再诰起义，后又赴广西镇压太平军。如果当时清军统帅接受他的建议，采取锁围之法，将太平军深沟高垒围困在永丰城，也就不至于发展成震惊十四省的太平天国运动。江忠源以军功升至安徽巡抚，在守庐州城时，因敌我力量悬殊，兵败自杀。

　　江忠源在京城结识曾国藩后，以他为道德之师，开始戒赌修身。他不但自我修炼，还影响了他的几个胞弟、族弟。三位弟弟都先后征战于江南，江忠浚升至布政使；江忠济升至道员，战死疆场；江忠淑以训导而任统领。族弟江忠义，江忠信、江忠朝等人亦与他一起，前赴后继，兄死弟继，转战多省，以至于形成人称“江家军”的集团。他们都以能征善战、光明磊落、爱兵疏财、崇尚节义著称。

　　刘长佑，湖南新宁人，其父因经商而发家，功名为拔贡。道光二十九年，他与刘坤一募乡勇万余人，随江忠源赴广西镇压太平军，历任直隶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他带兵时与将士同甘共苦，为人谦卑，敦厚低调，不争功，不倨傲，因忠厚而受到朝廷重用。但因不善钻营，不谙官场经营之道，以致获罪罢官。在地方治理上，刘长佑亲民务实，清正廉洁，他关心百姓疾苦，减免课税，积极治理灾荒，努力减轻百姓负担。在广西时，他提出拯民生当先清吏治。他先后处置了贪赃枉法的同知何性达，以及私自向越南贩卖肉桂、犀角的马元标等官员，一时官场风气大为好转。为严厉打击官员腐败，给下属树立榜样，他对家人也严格要求，严禁家人因其官位而腐化奢侈。他不准当地官员擅自出入其家人的住所，坚决杜绝行贿受贿。

　　刘坤一，湖南新宁人，他是刘长佑的族叔，但年青于前者。廪生出身，因军功成名。历任两江总督、两广总督。他为政主张正本清源，重视整顿吏治，大力查办贪污，开源节流，与民生息，一度因担心大运河船家、挑夫失业而反对修铁路。甲午之后他成为实际上的疆臣领袖、诸侯之长，成为最重要的推动中国近代化的变法大臣，他的言行举止、价值取向对清廷的决策不无影响。张之洞称他“居官廉静宽厚，不求赫赫之名，而身际艰危，维持大局，毅然担当，从不推诿，其忠定明决，能断大事，有古名臣风”。

　　刘蓉，一生以“求道”作为自己一生最大的奋斗目标，心气高傲，主张为学当匡世济民，力践圣道。著名的“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国家为”名言，即出自于他之口。天下危累时，他以书生领兵，积官至巡抚，不以得失毁誉为意，不以功利为进取。一旦殉国赴义，视死如归。虽至灼体裂肤，陷胸决脰，而处之泰然，不以死生为纤毫顾虑。作为曾国藩的少年好友，曾氏给过他很多做官、在常人看来易于富贵的机会，但刘蓉概然置之。曾国藩给他的评语是“湛默而严恭，好道而寡欲。自其壮岁，则已泊然而外富贵矣。既而察物观变，又能外乎名誉。”

　　劳崇光，湖南长沙人。道光十二年进士。官至两广、云贵总督，时人称他有胆略血性。期间因遭人忌，以对下属营私纳贿失察而被人弹劾，但因其人清廉，未被追究。

　　郑敦谨，湖南长沙人。道光十五年进士，累官至巡抚、工部、兵部、刑部尚书，为官清廉，

　　执法铮铮，铁面无私，人称“郑青天”。他的后代都有他的遗风。如郑敦谨之曾孙郑家溉，清光绪年间进士。伪满洲国成立时，郑孝胥为伪满组阁，邀郑家溉出任尚书府大臣。郑家溉愤斥来人：“苏戡(孝胥字)昏聩，清室岂可复兴，日人又岂可与之为友，这卖国勾当，何为污我!?”汉奸王楫唐亦登门游说，郑家溉说：“我堂堂正正一个中国人，岂能当汉奸作千古罪人!”1944年6月，长沙沦陷，日军侦知郑家溉所在，逼其出任维持会长，遭严辞拒绝，被日兵劫持，当经过檀树塘时，郑乘日兵不备，纵身投入塘中，因水浅，复死于日兵乱刀之下。国共两党对郑家溉的忠烈殉国均表示崇敬，中共《新华日报》撰文颂扬其爱国精神，中共中央委员中宣部副部长徐特立在《解放日报》上赞扬他“以一死全了自己民族气节”。国民政府颁发褒扬令，派湘籍将领程潜在重庆主持公祭。

　　郭嵩焘，湖南湘阴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他与曾国藩、刘蓉都是少年时期即切磋学问、砥砺气节，志同道合的至友。也是晚清末年少有的先知先觉者之一。是他劝说曾国藩出山，在曾国藩初创湘军时间即着手为他募集军饷，后清廉方正，严于律己，规定“不住公馆，不受饮食”，更不受礼。先前深得肃顺、咸丰帝的赏识，入值南书房。后奉命到天津随僧格林沁帮办军务，又到烟台查案、整顿山东沿海税收，采取种种有力措施整顿税务，堵塞漏洞，破坏了官场潜规则而被冷落。受到打击后，郭嵩焘仍然不肯同流合污，力图起弊振衰。经过多次波折以后才得以担任广东巡抚。他懂经济，善于理财，但曾多次担任肥差，但一尘不染；他懂洋务，善于外交，但他的远见与时人格格不入；他对官场腐败有着透彻的认识，也对清除腐败有着自己的见地，但他急迫的心情却遭到了巨大的挫折。

　　李兴锐，湖南浏阳人。出身农家，家境贫寒，后追随曾国藩，担任湘军粮官，后又担任两江总督衙门营务总管，足见其人清廉，觉得曾国藩信任。曾国藩死后，他历任闽浙总督、两江总督。

　　黎培敬，湖南湘潭人。咸丰十年进士。其人事迹不大为人所知，但史载，黎培敬办事能力强，又很清廉，其间虽然得罪朝廷，却仍然受到同僚信任，先后担任贵州巡抚、漕运总督。在职期间始终洁身自好，喜欢兴办公益事业。

　　谭钟麟，湖南茶陵人。咸丰元年进士。官至陕西巡抚。民国元老谭延闿即是他的第三子。在为官时，他觉得陕西回民的赞誉。并且在陕西大旱期间，他一面大力赈灾，一面严惩贪官。后又历任浙江巡抚、陕甘总督，特别注重减轻百姓负担。任职陕甘总督六年半期间，陕甘的经济发展，特别是财政收入、百姓余粮增长了10倍，为新疆建省作出了积极贡献。后因眼疾而辞职。晚年，他还历任工部尚书、闽浙总督、四川总督、两广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是晚清末年政绩卓著的官员之一，同时既是反侵略的著名义士，又是反对变法的守旧派。但不管附着什么标签，从政四十三年的他，始终都为人刚正，不改一介廉官之声名。

　　谭继洵，湖南浏阳人。咸丰十年进士。他就是著名的维新人士谭嗣同之父。但与其子维新思想不同，此老却是一个偏于保守者。他幼年丧父，家境清贫，景况凄惨。中进士以后，在户部任职长达17年。任职期间，他深知时事人生的艰难，处世谨慎，办事勤勉。掌管农曹时，提出农曹是度支所总，国计民生所系，希望自己能作出一些有裨于世的好事。

　　1874年，他奉旨简放坐粮厅监督，驻北京通州。坐粮厅监督为清代有名的肥缺，其中营私舞弊、贪污中饱层出不穷，尤以通州交卸漕粮弊病最为突出。谭继洵到任后，力加整顿，督促部下按时完成交卸，“涓滴归公，举向日积习为之一新。”谭继洵不避繁难，勤于任事，连续三年受到嘉奖，奉旨以道员用，赏加二品衔。3年后到甘肃赴任，着力整顿吏治，减免厘税，安定地方，促进经济发展，受到陕甘总督左宗棠的高度称赞。1889年，他任湖北巡抚，量时度宜，勤求教养之方，革故鼎新，兴利除弊，禁止胥吏扰民。虽然由于天性谨慎，不敢附从维新，但他却始终坚守了廉洁从政的底线。

　　袁树勋，湖南湘潭人。家贫失学，砍过柴、放过牛、务过农，做过小生意，当过税收小吏，后投湘军。历迁至道员、山东巡抚、两广总督。在清朝外交上，他是一个难得的对外强硬派人物。他曾公开表示，“如有一分之力，即当尽一分之心，去留利害，在所不计。”后因奉旨办理章太炎、邹容等的《苏报案》，镇压反清爱国志士，遭到民意攻击

　　作为反清爱国志士的对立者，袁树勋也赢得了“贪色贪财”“非正人也”的声名。时人还撰联讽刺他：

　　树立无存，但知藏污纳垢，细流同归于海；

　　勋功何在，除却贪财好色，其余皆不足观。

　　树勋是他的名，海观是他的字，都嵌入其间，堪称妙对。然而，其论却不公道。且不说他在任职山东巡抚、上海道期间，惩治贪污，削减冗员，降低官员薪水；从容应对租界势力，殚精竭虑为华民排难，早赢得广为称道的名声，其爱国忠君之心还体现在阻止洋人实力越界，支持本国绅商，有理有节捍卫国家主权，也一直为时所感戴，上海绅商士民还为他立碑歌颂。

　　他不仅捐助开办湘潭师范学堂，捐助明德学堂、湘潭育婴堂、保节堂，费资数万两；在广东，设立广东大学，改革盐税，停征诸饷，奏请召开国会等，这些都有目共睹。

　　但是，他辞职以后，却依然有人对他不依不饶，其中就有以敢于指名弹劾著称的御史胡思敬，他列举了袁树勋从湘潭到上海、从山东到两广的仕宦历程中屡次“贪污受贿”“多方搜括”的“证据”，“致资600万，当时湖南富豪，举无与比”。只是这次总清算，没有得到朝廷的支持。此人任职三年，上疏48次，大多如此。有人据此称其并非廉吏，实有不当。

　　左宗棠的廉洁在晚清封疆大吏中是出了名的。他的清廉表现在俸银以外的钱分毫不取。《清史稿》上说：“宗棠初出治军，胡林翼为书告湖南曰：‘左公不顾家，请岁筹三百六十金以赡其私。’曾国藩见其所居幕狭小，为别制二幕贻之，其廉俭若此。”又说他志行忠介，亦有过人。廉不言贫，勤不言劳。待将士以诚信相感。善于治民，每克一地，招徠抚绥，众至如归。论者谓宗棠有霸才，而治民则以王道行之。

　　在廉政方面，左宗棠首先处处以身作则。他认为，“吏治之振新，全在上司精神贯注”。

　　晚清的地方官吏，除去廉俸之外，还有许多合法的灰色收入，叫做“陋规”，左宗棠在陕甘时，对各种陋规大加禁革，自己于廉俸之外分文不取，并且向所有的属吏发布“通饬”:“凡遇庆贺礼节，概应删除……其有专差呈送礼物者，尤干禁例”，坚决杜绝官场里行贿送礼的歪风。在用人方面，他从不徇私，四个儿子，没有一个留在身边，他的女婿要求随丈人当官，也被拒绝。在陕甘时，许多族人亲朋前来求事，但都被婉言打发回去。光在肃州一地，支付这些人回乡的路费，就达四千多两。

　　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按惯例兼有茶马使一职十年之久。兼茶马使是有薪俸的。左宗棠却从未动用过这笔钱，也没查看过问。离任时，他一文不取地交给继任者。他说：“国家待我不薄，我既然有一份正饷，便不宜领取另一份兼饷，这是为国效劳的最低要求。”后来建兰州黄河铁桥，便是用的这笔钱，人们把这桥称为“左公桥”。

　　左宗棠掌握西北军政大权十多年，坚持不许下属送礼，在进驻肃州后，为杜绝地方官进谒见礼，他发了一道通令：“如有专差呈送礼物者，是公然违反禁令，已早告谕文武官员拒绝不收。”

　　左宗棠不仅分文不取廉俸以外的钱财，份内的廉俸收入，绝大多数被他用于公事，每年只有很少部分被寄回养家。同治八年，湘阴水灾，他捐银一万两；光绪三年，陕甘大旱，他捐给陕西一万两，甘肃庆阳三千两。他自费刊印了大量书籍，如“四书五经”、“棉书”、“种棉十要”等等，分发陕甘各地，以期恢复那里的文化教育，指导百姓发展战后的生产。为了巩固西部的国防，他指挥部下大修兰州城墙，建西门城楼的材料费户部不准报销，他就用自己的廉俸支付了。这类例子极多。

　　左宗棠从为人幕僚一直到封疆大吏，从不苟且收取一钱。所得犒赏，全部拿出来与将士共享。他生活节俭，穿的衣服惟有棉衣棉絮，遇见朝见祭祀大典，也只穿呢毛而已。当初任巡抚时，有一新任知县穿着华丽衣服来谒见他，左宗棠不准他赴任，说，“百姓脂膏有限，那堪供他刻剥啊!况且，县令是亲民之官，须事必躬亲，别弄脏了他的衣服，可惜了。于是，属吏都崇尚俭朴，官场风气为之一变。

　　1881年，在新疆立有大功的左宗棠奉命进京，却在崇文门外吃了守城官的闭门羹。崇文门是清朝官吏、百姓、货物进入京城缴纳税银的门关，门卫要收门钱。按左宗棠的情况，他得缴纳四万两银子。左宗棠拒绝支付，并称是皇帝叫他到北京来的，如果向皇帝报到也需要付钱，那么这笔钱应由朝廷来付。他表示自己一文钱也不会给。相持之下，在城外滞留数日，才得奉旨进城，到底没付门费。

　　左宗棠的“西师”军饷要靠东南各省来分摊，本来就捉襟见肘，十分紧张，而左宗棠又赈济和安置了大量的回、汉各族百姓，向所有被安置者无偿提供耕地、房屋、口粮、籽种、农具、耕畜，这项开支十分巨大，而清廷则从未为此拨款，完全要用军饷支付。这样，就使西师本来就十分严重的军饷短缺情况更加雪上加霜。士兵们一年下来，除了春节可以领到一个月的满饷外，其余时间只有少量的盐菜津贴。即使如此，他们还要在作战之余，从事大量的垦荒屯田、修桥筑路、打井开渠、植树绿化等工作，在西北地区，至今留有大量的遗迹。是什么原因使这支长年领不到军饷的军队能够正常运转，在出兵新疆时，又以极其旺盛的士气，将盘踞那里十多年的阿古柏匪帮，一举赶出国门，再以强大的军事实力，迫使沙俄让步，交还了已经被其吞入口中的伊犁地区呢?

　　我们看看西师的官员们是如何廉洁自律的，就可以找到答案。

　　刘典，长期担任左宗棠的搭档，帮办大臣。在陕甘时，由于军饷短缺，他“锐然以减饷自任”。收复新疆的时候，左宗棠驻肃州，他坐镇兰州，西师全军的军饷都由他掌管调拨，经手的款额极大，却从不动用公款办自己的私事。刘典的住处，“环堵萧然，一如寒素”，完全不像一个大官的居所。后来，他病死军中，全家老幼无以为养。左宗棠痛悼不已，从自己的廉俸中拿出六千两银子为刘典治丧并安顿他的家人，却不去动用分毫公款，以符合刘典生前的习惯，使他“不污素节”。

　　刘锦棠，湖南湘乡人。10岁时其父参加湘军，战死。成年后，以为父报仇的心态参加湘军，积功而成湘军后起之秀。26岁时，叔父刘松山战死，他奉左宗棠之命接管叔父所部。尔后跟随左宗棠出征新疆，成为进疆清军的中路统帅，累立战功，接替左宗棠署理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先后平定北疆，进军南疆，一路捷报频传。为新疆建省立下汗马功劳，不久出任首任新疆巡抚，开始规划、巩固西北边防。但是他对做官兴趣不大，多次要求开缺回湘。但当听说法国人占领越南，攻占谅山时，主动请战。作为新疆建省后的第一任巡抚，离职前，将朝廷补发所部欠饷四百万两，“辇致藩库，以备新疆缓急，而不以上闻。”他回家之后，因贫乏至极被寡居待养的婶母痛骂致病。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前夕，朝廷召他赴辽东抗日。刘锦棠抱病起程，在路上中风，不久去世。人们打开他的遗箧，里面除了几份关于时局的奏折之外，一无所有。

　　张曜，是进疆清军的南路统帅，他“居官四十年，不言置产事，性尚义，所得廉俸俱散尽”。

　　金顺，是进疆清军的北路统帅，1885年，他在伊利将军任内奉诏赴京，死于肃州途中，“身后不名一文，几无以为殓，寮采醵金，丧始归，部伍缟素，步行五千里至京者，达二百人云。”

　　西师的领导班子成员个个两袖清风，其他文武官员中位高权重而又洁身自好者，也大有人在。

　　提督高连升，级别也相当于现代军队的中将了，他平时“自奉最约，任实缺提督多年，廉俸均充公用。”由于他“家无担石，两亲尚在，甘旨缺如”，左宗棠和刘典商议之后，打算凑一点钱让他寄回湖南老家，“为之薄谋菽水，聊资赡养，而高连升以欠饷已久，义不可先顾己称，坚辞不受。”

　　周崇傅，道员，“廉悫成性，痛绝浮靡习气”，在新疆任职期间，他掌管的衙门里居然“未尝举火，惟就市买馒饼充饥，以汤茗待客，自饮凉水，公服之外，惟敝裘一袭。”左宗棠任两江总督之后，他也被调到江苏，依然“未改常度”，周围的人对他表面上敬畏有加，背地里议论纷纷，说他“矫情”。左宗棠找他谈话，劝他“勿仅以操守一端自见，致遭流俗之忌。”而这位道员却依然安之如故，我行我素。

　　陶模，在任甘肃秦安县令时，县城里曾聚集过大量难民，每天都有人死去。陶模开始时只是每天带着衙役清理尸首，及时掩埋。可后来死的人越来越多，陶模再也看不下去了，就用自己的钱来开粥厂，仅仅几天，他便倾家荡产，再也没有钱买粮食了。这时，县衙的库房里还有一大笔银子，可要动用这笔钱，必须经上司批准，否则，将获严谴，甚至被杀头。而这时县城的难民越聚越多，嗷嗷待哺，若呈递公文一级一级审批，已经根本来不及了。他把心一横，拿出这笔钱，将粥厂继续开了下去。后来，左宗棠知道了这件事，不仅没有处分陶模，还夸他是“天下第一循吏”，不断提拔重用，这位县令最后当上了总督。

　　毫无疑问，当时的西师，拥有许多两袖清风的文武官员。

　　就在西师出兵新疆之前，有一大批朝中的权贵站出来，一致主张放弃新疆。这时候，左宗棠已经六十三岁了，他完全可以不去得罪这些权贵，告老还乡，回湖南安度自己的晚年。如果他坚持出兵新疆，万一吃了败仗，那些人决不会善罢甘休，到时候，等着左宗棠的很可能是身首异处，祸及满门的结局。然而，在大敌当前，山河破碎的情况下，左宗棠毅然力排众议，出兵新疆，直至扛着自己的棺材，奔赴抗敌前线。这种完全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的壮举，也许算得上廉介的最高境界了。在他的影响下，西师出现那么多的廉吏，是很自然的。这一批职务很高而又两袖清风的文官武将的存在，当然会对全军的士气产生巨大的影响，其结果，人们已经看到了。

　　1885年，左宗棠病死在福州，他在自己的遗折中这样说：

　　“方今西域初安，东洋思逞，环视眈眈。若不并力补牢，先期求艾，再有衅隙，愈弱愈甚，振奋愈难，虽欲求之今日而不可得。伏愿皇太后、皇上于诸臣中海军之议，速赐乾断。凡铁路、矿务、船炮各政，及早举行，以策富强之效。然居心为万事之本，臣犹愿皇上益勤典学，无怠万机；日近正人，广纳谠论；移不急之费以就军食，节有用之财以济时艰；上下一心，实事求是。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