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干部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问题一直为公众所诟病。为了治理干部“为官不为”、“慵懒散”等行为，中央、省、市州、区县相继出台若干涉及各行业、各领域的问责办法，如作风建设问责办法、脱贫攻坚问责办法、环境治理问责办法、重点项目推动不力问责办法、精神文明创建问责办法等……种类繁多，泛滥成灾，也使得纪检监察机构、组织人事部门和相关主管单位常年“忙于问责”、“疲于问责”。

　　然而，干部问责过于频繁、范围过于宽泛，已经影响到干部问责制度的严肃性与权威性，“问责利器”变成急急如律令的“鸡毛令箭”，更有领导把问责当做推动工作的有力措施，不论大事小事，都要用上问责这把“尚方宝剑”，问责变成推动各项工作的“万金油”。落实问责过程中，没有严格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干部动辄则咎，被各种类目的问责压得抬不起头来，叫苦不堪，严重挫伤了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激情，问责的效果大打折扣。

　　不可否认，干部互相推诿扯皮，遇事久拖不决的情况确实存在。强化干部问责机制固然很好，但是为什么问责、如何问责、由谁问责、责任怎么划分这些问题也亟待解决。如果不厘清这些问题，问责制度不过是给基层一线干部强加压力，对于提高办事效率毫无帮助，只是在问责过程中多了一群“背锅侠”罢了。

　　笔者认为，问责制度的确是解决政府机构行政效能低下的一剂良药，但也需要坚持“谁的责任谁承担”的原则，厘清责任，做到“四个明确”。一要明确问责的责任主体，解决由谁来启动和实施干部责任追究的问题。完备的问责制必须具备完善的问责责任主体制度，不能将问责制简单地等同于上级惩罚下级的一种手段，更不能只见“问责”两个字就简单推给纪检监察机关实施。二要明确问责的对象范围，解决向谁追究责任的问题。问责就需要严格划定责任对象范围，按照权责相一致的原理，明确哪些人需要承担责任，授权的范围有多大，就应当在多大的范围内问责。三要明确问责的事项事由，解决如何确定追究责任事由范围的问题。问责事项应是因拒不执行、落实不力、吃拿卡要、推诿扯皮、效率低下等问题造成一定损失或造成一定社会影响和后果的事件，而不是以达到推动工作、出成效出亮点为目的而问责。要根据事件的严重程度，采取不同的问责措施，以提高问责的规范性和严肃性。四要明确问责的方式手段，解决如何追究责任的问题。要完善问责的相关程序规定，认真听取被问责人的申诉和申辩，深入调查取证，合理运用各种问责方式，实现真问责、问真责。改变以往问责以批评教育为主的模式，对确实需要问责的该诫勉的及时诫勉，该处分的坚决处分，同时注重组织处理与纪律处分的有机衔接、配套联动，以达到“问责一人，震慑一片”的警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