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文中列举了基层问责“脱靶”“跑偏”的几个案例：“未及时接到脱贫攻坚巡查组电话，被问责处分”“扶贫手册中写错两个标点符号，登上‘黑榜’被全县通报，还被扣一年的绩效奖励”“市领导调研过程中发现干部看手机，‘建议’县里给处分，最终真被处分”。

　　近年来，“问责”似乎成了基层干部在工作中最常见、最常听、最常用的词汇，党员干部“被问责”“被追责”似乎也成了司空见惯之事。于是常听到身边的人发出这般感叹：“以前要是哪个党员干部被纪委叫去谈个话都感觉是个大新闻，当事人也会深感脸上无光、愧疚难当，更别说受处分了，那简直就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反观现在，一些干部面对纪委的谈话甚至处分，却逐渐变得习以为常和不以为然了。”

　　当前，为了细化责任、推动工作，自上而下出台了名目众多、层层加“码”的问责制度和考核办法，延伸到基层，几乎每一个部门、每一个行业，甚至每一项工作都有形形色色的问责手段和考评制度。问责过于频繁、范围过于宽泛，令基层干部在承担繁重的工作任务同时又要时刻处在“被追责”的重压之下。于是，“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凡事要求痕迹管理”“工作要全不要精”等现象在基层屡见不鲜。我们深入分析便会发现，这些现象的背后都是基于所谓“尽职免责”的观念所产生的，不少基层干部在工作导向上跑了偏、走了样，干工作不是为了切实的成效和自我价值的实现，而是为了防止被追责，致使工作缺乏干劲、缺少创新；工作分工不是为了充分调动干部和部门的积极性，而是为了把责任划分得更清楚，防止被追责的时候“伤及无辜”，导致干部之间、部门之间各干各的，缺乏协作，甚至互相推诿扯皮、推卸责任。

　　不可否认，科学合理的问责机制和追责手段固然是推动责任落实、促使党员干部勇于担当、忠诚履职的一件利器，也是广大干部心存敬畏、行有所止的法宝。但是，如果“问责”不严肃，太普遍，“定责”不精准，太随便，“问责”不严谨，太随意，那么就会失去了威力，丢掉了威信，让广大干部对“问责”和“追责”习以为常、不以为然，特别是时而出现的诸如“因洗澡未及时接听上级电话”“因办公室摆放小说、零食”等被追责的“奇闻”，更加让不少干部对“问责”失去了应有的敬畏之心，对问责机关的工作水平产生了质疑。

　　笔者认为，要建立起科学合理的问责机制，真正让干部对问责心存敬畏、行有所止，需实现三个“精准”。一是“问责”情形要精准，不是所有的工作都要建立一套严密的问责程序，不能一布置工作就拿“问责”当“急先锋”，不能一出现问题就把“问责”作为唯一重要的整改手段，上级对下级的督查检查，要多一些换位思考，多给善意的提醒和指导，少用冷漠的指责与追责。要结合工作的重要程度和实际需要，合理确定“问责”的范围和对象。二是“问责”导向要精准，“问责”不是目的，而是为了激励鞭策广大干部重实干重实绩。不能把“不为者违纪者”和“工作失误者”混为一谈，要建立健全正向激励、容错纠错、澄清保护和监督问责机制，建立起保护担当者、支持干事者、宽容失误者、问责不为者、惩戒违纪者的“问责”导向。三是“定责”要精准，现实中违纪主体、违纪情形千差万别，要牢固树立“依规依纪依法定责”的意识，领导要有“精准定责”的意识，不能搞“长官”意志，一拍脑袋、一不高兴就要求问责；干部要有“精准定责”的水平，一事当前，该不该问责、问责主体是谁、问责对象是谁、是无心之失还是有意为之、问责到何种程度、适用“四种形态”中的哪一种形态等等，都要严格依责量纪，让被问责的干部心服口服，心存敬畏。(桑植县纪委监委谷晖 向尔军)